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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丰八年十二月(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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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丙子，左正言朱光庭奏： 伏以忠贤进则治之表，奸邪任则乱之阶，自古及今，不易之道也。臣蒙遇圣恩，擢在谏列，以言为职，敢负上知？臣窃见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先帝简拔，位至宰相，送终殊不尽恭。臣昨祗奉陵事，迎接神宗灵驾，目睹确之举动，深可叹嗟。确为大礼使，自当如人子之送慈父，既发引在道，则须躬亲与扈从臣僚不远前后，周旋相视，安徐而行。窃虑稍不中节，则神灵为之不安。而确不务此，每于灵驾发引，则驰马先去数十里之远，直趋馆舍以就安眠，后面灵驾一行，并不照管，当此之际，有如路人，为臣不恭，莫此之甚！送终大事，尚不尽心，责其他事尽节，必无此理。向闻不赴殿宿，已是不恭，宪臣有言，确殊不以为惧。至于送终，又更简忽。裕陵事毕，自合引去，而确未尝坚请，辄已安居。揆其所为，不恭如此，大臣之节，当如是乎？节既不足观，则遇事私意，讵可量乎？岂可使窃据大位，秉国之钧乎？则确之宜去者也。 又窃见知枢密院章惇，素来轻易多言，方圣政有为之际，比屋渐见苏息，惇为大臣，当上体朝廷，同心一志，辅之翼之，以就太平。而惇乃谓先朝之事不可遽更，肆为辨说，沮抑圣意。殊不知朝廷一家之事，乌有前后异同之说？但事未安于理则必更张，务求其至当，上以广宗庙无疆之福，下以纳生民安乐之地。而惇挟邪肆辨，复为顾望，不以朝廷生民为虑。大臣若此，非奸而何？此惇之宜去者也。 又窃见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缜，阀阅之盛，自昔罕有。父兄之教，固久而严，然缜内行不修，外无素望，偷安冒宠，所补缺然，久居鼎鼐，殆恐覆餗。此缜之宜去也。圣恩宽厚，进退大臣以礼，察其不恭挟邪冒宠之如此，不足以胜大任，当其衅恶之未彰，宜令解机任而善去，乃君臣安全之义也。 恭惟宵旰之勤，以生民为念，兴治补弊，适会其时，必得公忠正直之臣，并在左右前后，则可协熙庶绩，以代天工。昨自朝廷召门下侍郎司马光，天下翕然知所向矣，宜更进之宰辅，以尽猷为。知庆州范纯仁近已召为侍读。纯仁者，乃公忠正直王佐之才，天下士大夫未见其比。愿圣慈待以不次，直进之宰辅，俾与司马光协济庶务，则圣治可不劳而成。资政殿学士、侍读韩维，天下之贤才，宜置之宥密，实允公议。臣愿圣慈深察臣言，特出宸断，退三奸于外以清百辟，进三贤于内以赞万机，则自然朝纲不紊，圣化得行，太平之风，自兹始矣。 权管勾熙河兰会路经略司公事赵济奏：“西蕃阿里骨差首领结厮鸡赍到蕃字，译称：‘蕃家王子结施揽哥邦彪籛阿里骨文字，送与熙州赵龙图：探得缅药家煞点集人马，告汉家边上做大准备，早奏知东京阿舅官家著。’臣却写文字送与蕃家王子阿里骨：‘亦探得缅药家煞点集，已著将官做了大准备，更体探缅药家煞待于甚处作过报来。’”诏赵济回答阿里骨文字，不先奏及，便称为蕃家王子，特放罪，其今后往回文字即依已回报称呼。（密记十六日丙子。） 丁丑，诏诸路转运、提点刑狱、开封府界提点司与提举将兵，岁分州县阅视诸将军须。 戊寅，镇江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新判大名府韩绛加食邑实封，绛前为西京留守，应奉山陵礼毕故也。 吏部侍郎陈安石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承议郎、起居舍人邢恕，朝请郎、起居郎胡宗愈并为中书舍人。（二十七日恕罢。）左司郎中满中行为起居郎，礼部郎中苏轼为起居舍人，中大夫、太仆卿李之纯直龙图阁、知沧州，朝请郎吕陶为司门郎中，奉议郎孔武仲为正字。 侍御史刘挚言：臣近者累具封章论奏宰臣蔡确，乞行罢黜，未蒙指挥施行，须至再有陈列。臣之于确，素无仇嫌，但以其人怀邪徇私，不恭无礼，久居相位，无益国家，公议所不容，王法所宜治。确自京官不十年至辅弼，非以学术选也，非以德义进也，特以累治大狱，锻炼诬陷，缘此以进身。是以任风宪，则专以护持苗役法令为公论；居庙堂，则专以聚剥生灵膏血为相业；天下安危，久远大计，不以经心；民间困苦，若胡、越人之不相问。至排斥忠良，引置党类，深阻而不可胜数。臣今且举大者一事试言之。夫百官差除，从祖宗以来，中书、门下省同共进拟，所以合同众论。自壬戌官制改更，三省分治之后，其事尽归中书。是时确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中书之权既已偏重，进退人物随意在手，门下、尚书省审察奉行而已。天下莫不知其非，而但以确在此位，畏之者不敢言，附之者不肯言，故三省不得而合也。及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临御之日，御史台、礼部、閤门同定垂帘仪制，其时众论欲因此合三省班次，以正其事者，而或恐忤确之意，乃言官制不可辄改，遂且如故。无何，适会王珪薨谢，执政递迁，确以左仆射进兼门下侍郎，以谓去中书之位，则无差除之权，不便也。实时阴令御史中丞黄履上言以为请，朝廷从之，于是差除方归三省合班取旨矣。三省合班差除，诚是也，乃所谓公道也？乃所谓善政也？然以确在中书贪权之故，使朝廷公道、善政不得行者凡三年。设使王珪不死，确不迁门下，则此事未必容改正，非止三年而已也，朋附确者亦未必肯以为言也。上下之情以利相市，以私相成，至于如此，无人达于圣听，岂不可为叹息也哉！臣愿陛下试察此一事，足以见确之存心，常要大权随己，则为公耶？为私耶？又足以见朋党之附确而为其用者其效如此，则为邪耶？为正耶？自今春以来，诏恩屡下，勤息疲民，稍更革法度未便者，此皆确之所不欲，其心忌而耻之者也。然阳为协顺，将一二小事依应增损者，此非真能奉宣圣意也，盖欲以此安其身，为不去之计而已。今陛下不审察其矫伪而听其自留，陛下误矣。使确置身既定，立足既牢，必须领袖邪党，专权肆志。小人之道日盛，君子之道日消，朝廷将不能制，同列亦不能胜，天下无由终被仁圣之泽矣！然则确之去不去，天下安危，生民休戚之所系也。伏望圣慈早发睿断，罢黜一确，上足以安朝廷，下足以安生民，而慰忠臣义士之望。臣不胜愤懑、忧国爱君之至。贴黄：“试因确进对之际，陛下密察其语言所向及差除所主张之人，则足以见其心之公私邪正矣。”又贴黄：“自冬以来，雨雪不降，亢阳为厉。臣按五行志，以谓政舒缓之所致。恭惟圣慈于大臣仁恩太厚，包容太过，至公之法都不行于贵近，此乃和缓之政，故其效冬温而无雪。伏望振刚明之断，深体天道，罢去确位，则和气必应。”又贴黄：“确与章惇、张璪为党，自知公议所嫉，疑言路或有文字访闻，逐人各令亲信于内臣中出入稍亲近者探伺访求虚实。伏望圣慈亦赐访察。”（挚遗藁此系第四疏，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上。） 奉议郎、太常丞王觌为右正言。觌首上疏，论知人安民曰：臣闻自古圣治之极，莫过尧、舜。当舜承尧治之后，忠贤之在朝者宜已多，疾苦之在民者宜已少，然禹、皋陶相与谋于大舜之前，而惟以知人安民为务，以谓惟帝其难也。况后世圣治之机，或未及尧、舜之时，其于安民知人之道，又可后哉？臣伏睹陛下临御以来，进拔忠良，摈斥奸恶，修完制度，划革蠹弊，而四方万里手舞足蹈，以庆盛德之举，以观无前之烈，此陛下知人之哲，安民之惠，亦已至矣！然臣窃以谓前日进用、摈斥之人，修完、刬革之事，多公论之旧著，圣听所素闻，嫌疑之人，未及骋其谋，诪张之说，未得肆其惑，故知之无难而行之尚为易也。 今陛下临御渐久，权纲渐著，人之谋身者将谄谀以取合，巧佞以害正，而事之隐伏者将壅蔽而不闻，浸淫以成患，则知之不易而行之浸难，此不可以不深察也。故大舜当摄政之时，已举十六相，放四凶族，可谓能知人矣；又尝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可谓能安民矣。然及其即位之后，禹、皋陶方且以知人安民之道，吁俞问难，讲明其说以告于舜者，诚以知人、安民有天下者之所至难也。彼咻之者既多，蔽之者既众，则不能无惑而为知人、安民之害。故禹、皋陶不以舜之历试者为已足，而又须赞襄警戒，使兢兢业业日谨一日，然后可以始终哲惠而黎民怀之也。故臣伏望陛下不以今日政事为已足，而孜孜汲汲以安民知人为先务，而不可须臾忘也。夫情伪万端，邪正不一，听用之际，安危、治乱之所系也，不广览兼听，而求所以知之，臣未见其可也。陛下深居九重，所与共图政事者，执政大臣而已，非执政大臣而得以执事进见者，未尝有也。夫谏官御史，皆陛下耳目之官，曾不使一人登君之陛以论天下之事，非所以明目达聪也。今天下民力凋弊，无古所谓九年、三年之食也。中稔之岁，犹有父母冻馁，兄弟妻子离散而转乎沟壑，不幸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虽欲安之，术已难矣。其尤甚者，北有黄河横流之患，西有边城戍饷之劳，洮河兰会岁费无算，生灵膏血将有时而尽矣。此安可以不早为之计，深为之虑也？臣故以为安民知人，正今日之首务也。然知人者，陛下之所自任，广览兼听以资之可也。至于安民之道，则因执政大臣进见之际，垂问熟讲焉，无使舜、禹、皋陶专美于唐、虞之际，则臣之愿也，天下之幸也。 奉议郎、国子司业翟思知南康军，思进神宗挽诗失韵头，故有是命。思前为御史，尝论韩缜过恶，议者谓缜因是以报怨。（苏辙劾韩缜章云云。孙升论朱服、翟思章更详之。） 诏旬阅试诸军，令军头司具策开析兵员提举教阅官及都教头人数、技艺并所得恩例以闻。 罢增置铸钱监十有四。（十月十三日甲戌，初令户部减省增置十四监，当考其名。） 辛巳，大食国遣人入贡。 壬午，以愆雪，开京师寺观。 侍御史刘挚言：“臣伏睹神宗皇帝神主既祔太庙，窃计景灵宫当依祖宗神御别建庙殿。伏缘宫中地步，今已隘迫，若或开展民居，则理有未安。臣惟原庙之说，始见于西汉，而其制度则不传而无闻。今景灵之聚神御也，固有祖于原庙之意，然帝之与后各建殿室，盖缘前来神御散在诸寺，故依旧各建殿室，乃出于一时规画，别无义据。臣愚以为既曰庙貌，则礼当仿宗庙之制，而帝后宜同御一殿，如此则今日神宗所御，无所事于兴作矣。奉迁昭宪皇后于宣祖殿合配，而复大始殿，易名而为神宗之殿，非徒简节劳费，便于时而已也，考之礼典则无违，质之人情则为顺，此大事也，伏望圣慈更赐可否。或诏三省、两省礼官杂议，有无不便，详处其当，以待圣断。臣浅陋妄议，合即严诛。”（十一月七日神宗祔庙，挚此言不得其时，因修盖神御殿先出之。）诏神宗皇帝神御殿用景灵宫治隆殿后枨子园修盖。 刘挚又言：“近具状乞罢蹇周辅及其子序辰见任，各令外补，候体量到事状别听指挥，至今多日。伏缘周辅等首于江湖增剏盐额，配卖害民，数千里之人破产被刑，咨嗟怨讟，实不聊生，与吴居厚、王子京辈掊刻希进，情理无异。居厚等才行体量，先次移罢，独周辅父子出入朝省如故。臣以朝廷政事命令不一，罪同而行遣异，不足以服人心，故有论列，终不蒙施行，臣所未喻。今公论不安，皆有疑议，以谓周辅昨知开封府，根勘军器少监蔡硕借贷官钱公事，周辅以硕乃宰相确之弟也，故附合观望，灭裂不尽公理，反以重罪坐举发之人，实有恩于蔡氏。所以今日宰臣确力主周辅父子不令罢去，欺谩圣听，捐公法以报私恩。臣以谓若果如众论，所损不细，惟望圣慈裁酌，何惜罢周辅等且令外任，听候朝命，庶几政令无二三偏党之疑，以报天下，以解大臣之谤。伏望速赐施行。”（十一月十八日第一章，十二月三日第二章，二十三日第三章，明年二月二十二日乃鑴责。） 诏增讲读官职钱为三万。（御集云，侍讲、侍读月各特赐钱三十千。） 户部言：“府界诸路耆长、户长、壮丁之役，并募充，等第给雇钱。其旧以保正代耆长催税、甲头代户长、承帖人代壮丁，并罢。勘会诸州县坊郭，旧有坊正昨行减罢，于主户两丁以上轮充甲头，催税租、常平等钱物，今合依旧雇募坊正，替罢甲头。欲乞申明下府界、诸路提举司，应州县旧系坊正后来改轮甲头，并依今降朝旨雇募坊正，其旧以甲头代坊正并罢。”从之。 甲申，龙图阁待制兼侍讲赵彦若提举万寿观，朝奉大夫、户部郎中范纯礼为京西转运副使。（元年四月十二日复为侍中。） 延福宫使、宁国军留后、入内都都知张茂则为内侍省都都知，以太皇太后手诏昨建储及祗奉皇帝即位有劳故也。 乙酉，辽国贺正旦使、永州观察使萧洽，利州观察使萧嘉；副使、中散大夫、守太常卿、充史馆修撰李炎，朝议大夫、守卫尉少卿赵金见太皇太后于崇政殿，次见上于紫宸殿。 承议郎、殿中侍御史黄降为国子司业。（苏辙明年闰二月六日言：韩缜初拜相，台官黄降言缜平生过恶，不堪大用，陛下业已用缜，未欲即罢。缜畏降复言，乃除降国子司业。虽云迁擢，实夺其言事之权也。实录不著降前官。是年七月二日，降犹以殿中侍御史论罢保马司勾当官，今增入元祐元年十月末。二年正月十八日，八月十二日可考。） 丁亥，承议郎、起居舍人邢恕权发遣随州。太皇太后手诏以恕除中书舍人，赐紫，寻以恕骤迁过当，恕多出入权门，全非检谨，可罢新命，与外任知州军也。（此据政目十二月二十七日事，实录于明年正月五日乃书之。恕除中书舍人，在十二月十八日。） 恕尝教高公绘上书，乞尊礼太妃，为高氏异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绘问曰：“汝不识字，谁为汝作此书？”公绘不敢讳，并以恕藁进。既罢恕新命，又黜之。（恕教公绘上书，据邵伯温辨诬。邢恕之孙绎作其祖父言行录云：钦成皇后为皇太妃，自山陵回，御药吴靖方窥伺宣仁意旨，以太妃过失为献，谓随灵驾曾发笑。韩绛以故相留守西京，亲至境上迎迓，引见皇太妃，绛拜，殊不为礼，亦无慰劳之言。公闻之朝，路与宣仁犹子公绘相遇，因及此。公言曰：“太妃昔为先帝之妃，今乃主上之母，小人间谍，渐不可长。”公绘瞿然，遂密奏疏，以为宜加尊礼，仍引书语切直过当，不止如公所言。宣仁览视，讶公绘太忤，知公绘与公素厚。前此公绘屡有密疏，太母无不欣纳，往往以为得之于公也。直遣人诘曰：“谁教汝为之，莫是邢某与汝做来？若不实说，即根治！”公绘迫急，即吐实云：“入疏时，邢某实不知，臣自为之。然邢某之意亦如此也。”韩缜微闻之，因而媒孽，无所不至。刘拯，缜客也，乃亦入札，言公关与政事，交游执政。遂以此为名，罢中书舍人，以本官知随州。温公即有简与公曰：“和叔此行，出于意外。光居政府，不能为和叔别白，负愧诚深。盖以中旨有交游执政之言，恐益为和叔累故也。”其后，明堂前一两月，温公检公被责一宗文字，欲将上辨白。诸公劝之，以为不若待至赦后，而赦前两日温公薨矣。时吕公亦在政府，与温公意合。而林希素忌公，其弟旦方为言官。初旦事温公，欲为省郎，未及白用，希荐于韩，乃为工部员外郎，遂除殿中侍御史，恐公遂还朝，乃于赦后未开假日，入疏论公曰：“吕公著素与邢某厚善，今来既经明堂，公著必须复引邢某还朝，乞未得令还。”自是吕公避嫌，不敢复言。然希、旦由此亦不为公论所容，未几，兄弟相继逐去。时申公方盛，旦既犯申公，众论不与，非特为公也。绎所载如此，尽多妄说，姑附见。刘拯，元丰六年八月为监察御史，十二月十四日已出为江东运判矣。吕大防政目：元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邢恕知随州，以手诏恕除中书舍人，寻以本人骤迁过当，恕多出入权门，全非检谨，可罢新命，与外任知州军也。按恕除中书舍人，在今年十二月十八日，罢新命当是十二月二十七日，大防政目必审，不知旧录何故于元祐元年正月五日乃书，而新录又因之。） 恕既罢中书舍人，即上书曰：臣闻安危治乱之机，在分邪正，别白君子小人而已。然而邪正交相诋，君子小人交相毁，此世主之所以眩惑而分别为难也。臣请得而辨之，其术有三焉：考其平日素行无玷缺，在朝廷尝有忠言直声，事迹显著，不然必有改过迁善之实，一也；毁诋之言，无所不可者，要在穷究其事实，推原其情理，则加诬之说，不得独行，二也；朝廷之上，必有令闻令望之臣，则公议之所在，可以询咨，质其是非，三也。如此则邪正分，君子小人之分白，而邪不能害正，小人不能胜君子，则安而治。以君子誉而进，以小人毁而退，今日以一人之言指以为是，明日以一人之言指以为非，而无三术以分别，则毁誉、是非淆乱，邪正不分，君子小人之分不白，而邪得以害正，小人得以胜君子，则危而乱。此虽尧、舜之盛，未尝不加意而深察也。 臣窃自惟，当熙宁初王安石、吕惠卿用事，臣时得召对，先帝询及二人者。臣不敢欺，具道安石之短，惠卿之奸，卒见非嫉，坐此摈斥者八年，此天下所共知，非臣所敢欺也。其后吕惠卿与王安石结怨，互相攻讦，先帝追惟愚臣畴昔之言无所欺愧，记其姓名，召还馆阁，而臣介然自守，不易故意。岁在丙辰、庚申，先帝凡再下诏求直言，而臣再以狂妄应诏，未尝敢为阿谀之辞，大抵皆拂时政，其书固在禁省，可以求访阅视也。先帝虽含容不加诛，然臣止在儒馆，不他迁者七年。当彼之时，臣已寂寞自守，分甘终身弃置闲散，岂复更冀今日之遭遇？臣之处身前后十五年间，粗有本末，内外备知。至于先帝末年，颇察知臣，以为忠信，未寝疾之前两月，始用臣为职方员外郎；不阅月，亦以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其日月皆可考按也。会逢皇帝陛下继统，太皇太后躬听断，并用忠良，佥去敝蠹，臣于此时首蒙拔擢，为尚书右司员外郎，职为宰相属官，与闻政事。臣以为千载之一时，可以忘身徇国，故不复畏避形迹，慨然以分别邪正，兴利除害为己任。朝廷进见执政大臣，未尝有一毫及私计也。其中不乐臣者，固亦有之。然以太皇太后在上，每事务在公道，而臣论直理是，故无如之何耳。今七八人者，皆在左右，因其同进见时，当无敢为私言者，故可质证也。以此奸邪小人之意不自安，与不得志者指臣为仇敌，而见诋以此职为招权者有之矣。左右司见执政论时事，乃其职业，然臣始谓不辞招权之名，而后得以质问。今日之时事，果是也，果非也？所用人物，君子也，小人也？使今日之时事果是；所用君子，则臣前假使实招权，于国家乃为有补，庸何伤耶！且朝廷自尚书职方员外郎除臣为右司员外郎，又除臣为起居舍人，此必有誉臣者。既已为起居舍人，则除中书舍人，在国家为擢用，而于格乃为次补。故事，修起居注，例迁知制诰，无迟速之限，近者或两月，远者率不过周岁，今起居院有题名，可一一覆视也。即以臣为不当与胡宗愈并试，则自官制之行凡三年，中书舍人不必皆阙而同试者三矣。曾巩、赵彦若、陆佃三人同试，一也；王震、蔡京两人同试，二也；钱勰、杨景略二人不试而并命，三也。即以员阙论之，则中书舍人定制六员，近例蔡京、王震、钱勰、杨景略同省四人也。今论事理虽如前所云，然臣岂不知爵禄予夺，皆在朝廷，人臣之义，无自以为当得之理，但果一切出于太皇太后圣意，则臣固宜退省，以待照察。今窃闻除臣与宗愈告命，出而复入，则臣固知本非太皇太后之意，是必有毁臣者。窃惟圣人之心，务在开进言路，故凡言事之臣，其言虽未中理，莫不容纳，此诚太皇太后盛德美意，天下幸甚。然臣昔者固尝请广谏员，以谓必先审择其人，然后采用其言矣。今即太皇太后亲政以来，所荐用台谏官，则固皆端良之士，如使有言及臣，则臣固当引咎自责，太皇太后亦宜垂意纳用其言。若昔日台中，则君子之与小人固相淆杂，近已沙汰安惇、刘拯二人外补矣。刘拯即尝论韩维不当除资政殿大学士者，韩维端谅名德，乃与司马光、吕公著一等，此太皇太后之所知也。必以台官之言毁誉可信，则刘拯之言，太皇太后不用也。今惇、拯虽去，但缘近制止令减去二人耳，台中如惇、拯者盖尚有一二，臣固不欲指其姓名。彼皆素无名行，阴忌善良，顾惇、拯之去，有不自安之意，其人固非太皇太后临制以来荐举援用之人，其人姓名盖皆贤士大夫之所不知，或知之者必指以为匪人也。臣窃意今兹肆为诬欺者，必出于此曹，了无疑也。臣既为彼所诋所议，而反论其素无名行，指其为匪人，则疑不足以取信于世。然今朝廷之上，固有忠贤之人，名德显著，太皇太后可以信而不疑者，试以其人姓名密加访问，彼不指以为匪人，则必曰不知其如何也。不然乞下其章，付台谏议之，辨其人尝著忠节，或有贤名，乃出于太皇太后临政以来方被荐举，（状内黄贴子称：即去年正月已前所举，邪正大抵未分。）则臣言为欺君，罪当诛斥，不止不敢冒进而已；即如臣言，则小人而诬君子，邪党而诋正士，固不逃于圣鉴矣。凡臣为此言，固非区区一身计也，直以邪正、是非之际，乃天下国家安危治乱之所系，故臣不敢避鼎镬、逃鈇钺，得一极陈之。使其言稍有补于国，则臣虽诛死，万万无恨，况于进退去就之间哉！不报，元符初，竟坐此书责知南安军。（元符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庚子，恕责南安。旧录载恕此书，云元祐元年正月上。今附恕罢时。） 己丑，太常寺言：来年正月朔拜表太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辽国使人当赴内东门立班称贺。从之。 司马光言： 臣伏见陛下自临政以来，夙夜孜孜，以忧百姓、安国家为事。盖善治疾者，必究其所来，攻其所急，救之欲速，去之欲尽。臣观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弊，其原大概出于用兵。夫兵者凶器，天下之毒，财用之蠹，圣人除暴定乱，不得已而用之耳。自有唐中叶，藩镇跋扈，降及五代，群雄角逐，四海九州，瓜分麋溃，兵相吞噬，生民涂炭，二百余年。太祖受天明命，四征弗庭，光启景祚。太宗继之，克成厥勋，然后大禹之迹，悉为宋有。于是载戢干戈，与民休息，或自生至死，年至期颐，不见兵革。吏守法度，民安生业，鸡鸣狗吠，鞕火相望，可谓太平之极致，自古所罕侔矣。及神宗继统，材雄气英，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武、河西专于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收籍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全，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于是边鄙武夫，窥伺小利，敢肆大言，祗知邀功，不顾国患，争贾余勇，自谓卫、霍不死；白面书生，披文按图，玩习陈迹，不知合变，竞献奇策，自谓良、平更生；聚敛之臣，捃拾财利，剖析秋毫，以供军费，专务市恩，不恤残民，各陈遗利，自谓研、桑复出。相与误惑先帝，自求荣位。于是置提举官，强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货帛。又驱畎亩之民为保甲，使舍耒耜，习弓刀。又置都作院，调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奏置保马，使卖耕牛，市驵骏，而农民始愁苦矣。部分诸军，无问边州、内地，各置将官以领之，自知州军，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皆不得关预，舍祖宗教阅旧制，诵射法，效胡服，机械阵图，竞为新奇，朝晡上场，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强市榷取，坐列贩卖，增商税色件，下及菜果，而商贾始贫困矣。又立赊贷之法，诱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致其子孙邻保，籍没货产，不能备偿。又增茶盐之额，贱买贵卖，强以配民，食用不尽，迫以威刑，破产输钱。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教兵既久，积财既多，然后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战，将帅愚懦，行伍骄惰，加以运筹决胜者，乃浮躁巧伪之士，不知彼己，妄动轻举。是以顿兵灵武，力疲食尽，自溃而归，执兵之士，荷粮之夫，暴骨塞外，且数十万筑堡永乐，怠忽无备，纵寇延敌，阖城之人，翦为鱼肉，曾未足以威服敌人，而中国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厌截截谝言，思番番良士，乃下哀痛之诏，息兵富民，奄弃天下，此臣所为痛心疾首，泣血追伤者也。 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绪，太皇太后同听庶政，首戒边吏，毋得妄出侵掠，俾华夷两安。今契丹继好，秉常纳贡，乾德拜章，征伐开拓之议皆已息矣。则前此置提举官，散青苗，敛免役钱，点教保甲，置都作院，养马，置将官，市易司，封状买坊场，增茶盐额，措置河北籴便司，皆为虚设。陛下幸诏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千有余章，未有不言此数事者，知其为天下公患，众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何所复疑，而群臣犹习常安故，惮于更张。虽颇加裁损，而监司安堵，将官具存，保甲犹教阅，保马犹养饲，边州屯戍不减，军器造作不休，茶盐新额尚在，差役旧法未复，是用兵虽息而公私劳费犹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辙，数年之后，万一遇水旱大饥，盗贼群起，其为国家忧患，岂敢尽言哉！伏愿陛下断自圣志，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则存之，其余臣民以为不如旧法之便者，痛加厘革。虽非一日可行之事，欲乞陛下宣谕执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议利害进呈，以圣鉴裁决而行之。昔夏遵禹训，商用汤法，周循文、武之典，盖创业垂统之主，贻厥孙谋，后世所宜谨守不可失也。若凡百措置，率由旧章，但使政事悉如熙宁之初，则民物熙熙，海内太平，更无余事矣。议者必曰：“革弊不可仓猝，当徐徐有渐。”此何异使医治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原使尽也；其为医者谋则善矣，其为疾者谋奚利哉！ 侍御史刘挚言：“臣闻朝廷正，则百官理。又曰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今夫上之人，诚能同德一心，徇公忧国，则必有和善之政，而下无朋比之士；苟人怀异意，转相非疑，则必有僻违之政，而下有向背之俗，于是民被其害矣。臣伏见昨者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听治之初，惠绥天下，去民之所不安，至于振淹滞、绌贪刻、发政施令无有虚日，故近自畿甸，远至于海隅，莫不鼓舞承风，倾耳以听太平。而近者一两月以来，政事号令之见于施行者，旷然稀阔，中外颙颙无所闻见。深求其故，皆以谓执政大臣情志不同，议论不一之所由致也。有阴拱以坐观者，有阳合而内暌者，有强横以肆鸷者，有忍耻以怀咎者。滞事积前相顾而不发，故仁泽屯于上而不下，庶事壅于朝而不行，以至文书稽留，庶事隔塞。圣人之化，虽曰久于其道而后成，然固有缓急之势。今事至轻小，明有此例，或止于一法令之增损，一官吏之废置，犹不肯倡端而主论，则方今边鄙之大利害，赋役之大是非，百姓之大困苦，如在倒垂而望解者，当谁任其责？何时而议也？幸遭圣明，哀愍元元，为庙朝大计。而谋国之人，方身是恤，方私是图，坐玩岁月，亦可谓不仁矣。况今皇帝陛下以盛年居谅闇，太皇太后陛下以垂帘而称制，于此时也，而辅弼不咸，相恨相激，非独政事壅积而已，诚恐疑贰渐深，分曹固党，使倾险之士煽于其间，上下乖戾，何事不生？此又臣之所为深忧也。伏望圣慈深察事变，防微杜渐，特诏辅臣当务同寅协恭，相示以信，去其贰志，以济国事。应今来政事之稽滞未决者，趣令条上取旨，则望圣明断自睿断，别白施行，以幸天下。” 贴黄称：“如永兴阙帅臣，及陈州、明州见阙已久，各不除人。蹇周辅父子，累有言事官弹奏，并不施行。” 又称：“臣今所奏，皆执政奸谋私意也。臣非不知历诋其状，臣迹甚危，但上报任使，不敢自惜。然若明示臣章，必恐转相激发，愈更乖戾，欲望只作圣旨宣谕催促壅滞文字，所贵有所畏惮，却肯了事。此章候经圣览，乞留中，使臣孤迹稍安，则小有闻见，必以自竭，庶补万一。” 挚又言：“伏见自入冬以来，并无雨雪，亢阳为厉，被灾甚广，群情嗷嗷，惊忧四顾。考原经典，可谓大异。夫人之气，与天地阴阳之气，相为出入、流通而往来者也。人情和于下，则天道顺于上，人事乖于此，则天变效于彼，是谓天人相与之际也。故圣人之事天也，知其在上不远，应以类至，则凡祈禳消伏，以为末节小数，而专修政事以应之。窃以陛下委国仰成，与之均休戚、同荣辱者，不在三省、枢密院执政之臣乎！今庙堂之上，大臣八人，情志乖睽，谋谟不一，无同心同德之节，有分曹怀贰之意。故议政之际，排陷依违，相激相闹，其语往往播在中外。所以政令壅格而不下，文书稽滞而不行，官爵滥于无名而不应于典故，公道屈于贵近而独施于疏远，私邪朋比，上下隔塞。况当皇帝陛下渊默谅闇之日，太皇太后陛下制出房闼之时，朝廷政权尽在大臣，而大臣不咸如此，故天下但闻颇僻之事而不见和善之政。政不和则人情不和，人情不和则天地之气缪沴而生此变也。书曰：‘肃时雨若。’五行传以谓冬旱政令舒缓之所致也。今上下可谓不肃，朝廷之政可谓骄慢废弛，号令可谓二三不振矣。古者灾异水旱，咎在燮理阴阳之官，故策免三公以塞其谴。今岁已穷尽，旱暵如此，宿麦在野，无润泽之入，春气相乘，有疫疠之变。生民一岁之大命，岂可不念之哉！又一月以来，日眚无光，风霾昬翳。考之占验，皆非小变，而上之人恬不以为怪，此中外之所以恐惧而不宁。伏望圣慈深省上天儆告之意，俯察朝廷乖戾之变，特诏大臣，修饬政事，凡赋敛之害人者，法令之未安者，大解而更张之。至于决狱讼之私枉，趣诸司之稽违，进忠良、退阿谀，通壅蔽，去疑贰，务以至诚实事上塞天谴，下救生民，则和气之应，将不旋日而得之矣。” 挚又言：“外议皆谓朝廷自升祔后来政事懈弛，不及日前，此盖有以召之，非虚言也。” 挚又言：“臣曾具奏，乞先次令言事官上殿，未蒙施行。窃闻候开年降指挥，故不敢频有申请。今已岁尽，伏望早赐圣旨，先次许台谏官上殿奏事。所贵公议、人情不至隔塞，得以详悉开陈，上达天听。” 是岁，宗室子赐名授官者八人，断大辟二千六十六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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