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20师征战实录(52)_孙科佳

五二

　　这次会议，对部队的训练方针、组织领导、规章制度等展开了充分讨论，提出了明确的意见，特别强调“克服机械地认为生产第一、教育第二、忽视军事教育的倾向和军事训练与作战脱节的现象”，并对1943年下半年的训练提出了具体要求，从而大大推动了两个根据地的军事训练。

　　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召开部队高级干部会议。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很重视，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你们做得很好，希望你们今年冬季，在现有基础上，再进行一次很好的训练。”他还要求，在训练中要贯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并且对这一方法作了具体说明。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贺龙把与会的高级干部编成班、排，下到操场，首先学习三大技术，统一训练要求。贺龙说：“别人能做到的，高级干部一样能做到。毛大帅不是号召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吗？我们自己先动动手，就有发言权了。”

　　毛泽东也很高兴，兴趣盎然地来到操场，观看高级干部操练，对与会者的情绪鼓舞很大。这次高级干部会议，成为边区部队冬季练兵的良好开端。贺龙历来重视练兵，他一贯认为部队训练是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艺高人胆大”，训练出战斗力。早在二、六军团南腰界会师以后，他就提出要办随营学校，培养干部；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他又特地把富有部队训练经验的刘伯承请来，指导训练二方面军的干部。这次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贺龙亲自抓了边区部队的训练工作。他提出了“人人参加，个个都练，以技术训练为主”的冬季练兵方针，要求部队认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官救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方法，充分调动干部、战士的高度积极性。

　　他强调，部队训练一定要严格，要扎扎实实；要提倡苦练、巧练，多练几手硬本领；要注意思想、作风、纪律的训练，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于是，陕甘宁边区掀起了一个蓬蓬勃勃的以学习三大技术为主的大练兵热潮。群众性大练兵，极大地提高了部队近战、夜战和野战的能力，提高了射击、刺杀、投弹三大技术的水平，增强了英勇、迅速、机智、顽强的战斗作风。经过这次大练兵，战士们个个勇猛顽强犹如出山猛虎，人人敢于刺刀见红，个个惯于近战夜战，部队里涌现出成批的优秀射击手、投弹能手和刺杀标兵。

　　1942年春，贺龙到陕甘宁边区不久，去359旅视察。师长来了，旅长王震十分高兴。他为贺龙组织了一次投弹、刺杀和射击表演。有个叫齐巨洲的战士一下子将手榴弹投了50米。贺龙看了，高兴地鼓起掌来。王震旅长兴奋地大喊：“好一个贺龙投弹手！”表演完毕，王震请贺龙给部队讲话。贺龙说：“你们是保卫党中央的卫士，你们要保卫边区每寸土地。你们练兵练得很好，投弹投得远。你们还要好好练习射击。每一颗子弹打死一个仇敌。120师是个大学校嘛！”王震接着说：“师长号召我们生产、学文化、练习武艺，特别是打手榴弹、射击。我们旅要创造无数的贺龙投弹手、贺龙射击手。敌人来了，就把他们消灭。”旅政治部根据王震的讲话精神，很快在359旅开展了“争当贺龙投弹手”的竞赛。在后来的冬季练兵中，这一竞赛从359旅推广开来，变成了全边区部队的群众性活动，并且发展为争当“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运动。

　　1943年冬季大练兵到1944年3月结束，成绩显著，收效巨大。例如，358旅考核的结果：全旅步枪命中率由48．5％提高到了93．4％，重机枪命中率达到了84％，轻机枪命中率达到了68％，山炮命中率达100％，手榴弹投掷距离由平均25米提高到了40．69米，并创造了72米的最高纪录，刺杀和超越障碍，也都比较熟练。经过一段时间的巩固和发展，1944年9月联防军司令部召开了模范学习者代表会议，检阅和总结大练兵成果。

　　贺龙在会上讲话说：“我们现在有了投掷72米的投弹手，（发射6发步枪子弹）打60环的神枪手，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是，为了反攻，仅仅这样还是不够，我们应当继续求进步。”他说：1944年冬季，我们还要练兵，我们的目标是“巩固技术，提高战术，把技术与战术结合起来”。“战斗员要提高自己的技术并掌握新技术，指挥员要提高战术指挥能力。”

　　9月25日，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在延安东关操场举行军事表演。贺龙、徐向前、肖劲光、谭政陪同毛泽东以及其他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前往观看。

　　军事表演一共7项：投弹、射击、刺杀、马术、越障碍、木马、单杠。第一项表演投弹。表演者都投过了45米。

　　毛泽东看了很高兴，对贺龙说：“老总，你的兵练得不错哪！这些同志了不起，真是‘贺龙投弹手’。今后每个战斗员都练成这样的投弹手，那就无敌于天下了。”贺龙说：“我们已经计划普遍开展苦练三大技术的活动。”

　　这时，独一旅张兆信打了一个精彩的空中爆炸。会场上响起了一阵掌声。毛泽东更高兴了，对贺龙说：“这颗手榴弹打得很巧妙嘛！叫它哪里炸，就在哪里炸，这很有用处，更能发挥手榴弹的威力了。”贺龙说：“是呀，本领是练出来的，只要苦练，就会越练越精！”毛泽东点头说：“是这样的。”

　　大练兵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为1945年在爷台山地区打退胡宗南的戟入以及对日反攻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1942年6月8日，中共中央为了统一晋绥与陕甘宁两个地区的财政经济，决定组织财经委员会。委员由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主要负责人和从事财经工作的干部共19人组成，林伯渠任主任，贺龙任副主任。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严重封锁，1942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情况极为严重。毛泽东将此比喻为抗日的暗礁。他说：“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资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为了克服困难，绕过暗礁，毛泽东亲自调查研究，写出了解决抗日根据地财经问题的历史性文献《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毛泽东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正值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以整风精神，讨论中共西北局组织历史上的路线争论，总结经验，纠正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种种偏向，确定边区当前的中心任务和措施。毛泽东委托贺龙将这个文件在会上进行传达，以其展开讨论，听取意见，统一思想，教育干部。12月21日，贺龙将毛泽东写好的前六部分印发给与会人员，并在会上作了传达这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大纲的长篇发言。一个礼拜以后，毛泽东写完了文件的后三部分。29日，贺龙就后三个部分作了第二次传达性发言。

　　贺龙在传达发言中，着重强调了发展生产对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重要性。他说：“毛主席指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它不是单纯从财政收支上解决问题，而是以发展公营经济与私营经济来保障军民供给”。“他们发展生产看成是解决一切的中心环节”。“我想，他的这个想法很正确，如果不生产，让天上往下落吗？天上也落不下的。落下来的是雨，而雨有时候也不落；靠我们的国家（指的是由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国家一个饷也不发，子弹也不发，什么也不发。那靠什么呢？就靠自己。我们边区政府是穷的，只有靠自己生产。”所以“你要是对生产采取消极、轻视、忽视的态度，就是违反抗战与革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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