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20师征战实录(53)_孙科佳

五三

　　在发言中，他特地表扬了几位在边区发展生产中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一个叫沈鸿。贺龙说：“他是一个大学生，又是个专门家，他自己在上海有机器、有工厂，抗战以后，马上把机器搬到我们这边来，帮助我们造成了全套的造枪机器。”“他不是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非常艰苦，埋头苦干，对我们边区发展工业有很多帮助。”第二个叫钱直道。贺龙说：“他是个工程师，他到边区来把无烟火药制造成功了。他帮助我们抗战，特别对军中工业有很大贡献。”第三个叫林发。贺龙说：“他是研究玻璃的，过去试验造玻璃有人反对他，结果试验成功了，解决了我们很大问题。”第四个陈正霞。贺龙说：“他是个技师。我们延安，以前有些破烂机器，后来他把机器修起来了，把工厂支持住了，搞起来了。今天不但没有停产，而且发展了。”还有一个叫华绍真。贺龙说：“他是个科学家，是个工程师，我们印钞票到处买纸，买不到，他利用边区的材料把纸造出来了，再加把力，其他各种纸张也可以造出来。”贺龙在会上大声疾呼：“他们是坚决抗战的。这些人对我们边区有这样大的帮助，自己搬机器来，埋头苦干，什么话也不讲，只要工作，我们应当尊敬他们。”

　　此后不久，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作为财经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具体管理边区财经工作。贺龙兼任财经办事处主任。

　　当时，财经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入不敷出。贺龙与林伯渠及财办人员商量后，决定采取一个特殊办法：边区政府拨给各军分区500万元，由各分区包干自行解决各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样，暂时摆脱了政府收支不平衡问题，但却加重了军队的负担。贺龙把各分区和各旅的领导人找来，对他们说：“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1943年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有商店、骡马店、运输队，有基础嘛。”“你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就吃什么，你穿什么，地方干部就穿什么。地方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办公纸张就同你要。上面总共补助500万元，其余的要军队负担。”他下令各分区成立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以集中财力，分区包干，度过困难。

　　当时，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根据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别的土特产，但是，由于没有统一领导，各做各的生意，肥水外流，边区政府得不到应有收益。财办成立后，抓紧时间，建立了边区的政府物资局，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贸易统一管了起来。对食盐和各类外销的土特产实行统销。这样一来，边区政府的收入就有了保证。

　　发展生产是解决边区财经困难的根本出路，而发展生产需要资金。边区银行因为资金有限，所以，在发放农业贷款时规定必须有一定的抵押。没有东西抵押，就不给贷款，这样，大部分资金便到不了某些基层生产单位和农民手里。贺龙认为这种做法虽有道理，却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银行资金大部分应当用到发展生产上去。钱放在银行里，怎么发展生产？不发展生产，政府不可能增加收入，银行资金也不会充裕。他亲自去找银行行长朱理治，对他说：“今天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你应当把票子投到生产上去，你说对不对？”朱理治说：“没有抵押，资金收不回来就麻烦了。”

　　贺龙说：“你不给票子，他没有资金扩大生产，那来抵押？你帮了他发展了生产，他就有了钱，不就可以还你？何况，生产发展了政府收入多，你银行的资金不就多了吗？”经过一番谈话，朱理治赞同了贺龙的想法。为了解决金融问题，贺龙又从晋西北调集了数百万元法币，以充实银行的实力。1943年，边区银行对机关、部队生产投资比1942年增长了38倍，向农民发放的农业贷款增长了十几倍，在发展生产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贺龙在1944年总结说：“如果没有这一笔资金投下去，没有这批马兰草票子，那我们去年的生产成绩是不会这么大的。”

　　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44年春，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开始好转。这一年，陕甘宁边区扩大耕地100万亩，织布10万匹，工业也有了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尽管这样，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仍十分注重勤俭节约。1944年冬，贺龙因为有病住进了医院。负责管理贺龙生活的警卫排长，看见贺龙几乎天天吃白菜、萝卜，心里很不安，想改善一下伙食。

　　有一次，他买了半斤木耳。谁知，吃饭的时候，贺龙把他叫去了，问他：“我1个月多少钱的伙食费？已经吃去了多少？还剩下多少？1个月吃上一两次木耳要超支多少钱？你给我算一算。”

　　警卫排长一时算不出来，愣在那儿。

　　贺龙对他说：“前方部队天天在打仗，他们吃的是什么？我们有白菜、萝卜吃就不错了。你买半斤木耳就花了半个月伙食费，那怎么行？”他又说：“你们总觉得天天白菜、萝卜单调，可以动脑筋想办法花样翻新嘛！萝卜，就可以切成片炒，也可以切成块、切成丝炒得脆脆的，还可以盐腌着吃，不就不单调了吗？”

　　从此以后，警卫排长再也不敢给贺龙买贵一点的东西吃了。

　　虽然军民动手，丰衣足食了，但是，由于盐和土特产滞销，财政收入减少，出现了亏空，银行由此增发了近10万元边币，结果，金融波动，通货膨胀。1943年10月，财经办事处为制止通货膨胀，曾紧急建议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决定：紧缩开支，回笼货币，停止发行钞票。但是，由于财政周转不灵和财经工作上存在闹独立性的倾向，这个决定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得到认真贯彻。

　　1944年初，财经委员会和财经办事处决心解决这一问题。贺龙及其他财办领导人，召开座谈会，摸清情况，听取意见，研究对策。贺龙多次找银行、物资局、财政厅等单位领导人个别交谈，分析情况，统一思想。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财委把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于3月4日召开的以讨论财政金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高级干部会上，请大家畅所欲言，想办法、出主意。3月27日，贺龙根据会议的讨论情况作了总结报告，分析了这次边区金融波动的原因。

　　他说，首先是“有些同志对边区经济特点不清，不尽大的努力去发展边区的自给工业，而是单纯依靠贸易解决问题，以为物资局一成立，万事大吉，天下太平，有了点土特产，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第二，在思想上有严重的主观主义，不了解具体情况，以笼统的估计代替确实的调查。”“第三，在工作作风上有官僚主义倾向。有的土产公司做生意有什么‘三不买九不作’之类”。“第四，在组织上有闹独立性的错误，各自为政，使党的政策不能贯彻”。对此，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勇于负责的精神承担责任。他检讨说：财经工作中的这些问题，“我要负总的责任，因为我是办事处主任。虽然过去对财政厅、物资局、银行都有批评。但总的责任我要负。他们在工作中政策执行得不好，票子发得多，闹独立性，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些都因我们领导上有缺点，这些错误我们一定深刻认识。”“去年，毛主席写了一个财政经济报告，写了1个月，是很费脑子的事。我们做的结果怎样了呢？结果金融波动，物价波动，对外贸易做得不好，管理得不好，以致今天这些东西还没有完全克服。我们花了一些代价，取得了这些经验教训。”对于今后边区的财经工作，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以生产节约，开源节流，稳定金融，巩固边区为中心的五点建议，并指出：“财经部门的干部要执行政策、执行法令，又走群众路线，照顾群众，这样才算有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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