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20师征战实录(51)_孙科佳

五一

　　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有120师的，有留守兵团的，还有边区保安司令部的，指挥、组织不统一，不适应保卫边区的需要，因此，贺龙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中共中央统一军事指挥的要求，对边区部队进行整编。他同副司令员徐向前、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商量以后，决定把留守兵团所属的各独立团及保安司令部所属的4个团统一编成两个警备旅，同358旅、359旅一道置于联防军的统一指挥之下。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方案，并于1942年10月间将留守兵团领导机关并入联防军机关，任命肖劲光为联防军副司令员。贺龙又根据保卫边区的需要，重新划分和调整了部队的防区，成立了军分区。他还建议，由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治委员，以实现各地区的一元化领导。经过整编，边区部队出现了一个新面貌。

　　这时，国民党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有50万大军，对边区实行封锁。国民党顽固派又在酝酿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4个多旅的部队不仅要保卫河防，对付日寇，而且要对付众多的国民党军，兵力实在不足。在非主要方向的边境上，1个团要担负400公里正面的守备，显然很难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进攻。贺龙有一个增加边区军事力量的想法，可是，现在是根据地最困难的年月，都在精兵简政，边区要扩兵显然是不行的，于是，他想到了晋西北。他考虑，晋西北新军决死二纵队、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经过整编和多次反“扫荡”的锻炼，战斗力提高很快，已经可以胜任保卫晋西北的任务了。120师独一旅的1个团已于1941年调整来陕北，旅部及另1个团仍在晋西北，可将其调整来。他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1942年11月26日，120师独一旅旅部及一个团调到陕北，全旅配置于绥德地区。359旅全部调往延安东南作为机动部队，以便随时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进攻。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鼓吹封建法西斯理论，反对共产主义。5月，国民党军把对付日军的一批部队从河防撤往边区周围，增加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并且向关中地区逼近，企图闪击延安。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亲赴耀县召开作战会议，又跑到洛川以北活动，扬言要让八路军交出边区。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6月，中共中央军委将358旅调整到陕甘宁边区。贺龙随即命令358旅进驻今富县以西黑水持、直罗镇一带葫芦河谷地区，同由康健民率领的骑兵旅一道，增强关中地区的纵深防御和准备实施机动。

　　在国民党重兵包围下，延安进行了紧急动员。

　　在动员会上，贺龙感慨地说道：“往年，我们在前方纪念‘七·七’，周围都是敌人。今天，在我们家里纪念‘七·七’也同样不安宁，昨天，关中已经听到了炮声。这炮声是从新自河防阵地撤到边区附近的部队发出的。他们不打日本人，开来打自己人，要消灭边区老百姓，消灭共产党，消灭边区政府。”他极为气愤地反问：“国民党政府不发一饷一弹，我们打了6年仗。日寇侵华军队，我们打了一半，这样的军队不好吗？我们不敢言功，但我们何罪可伐？为什么要来打我们？对33个叛将（1938年1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降日本后，国民党政府军中的一些将领陆续投敌叛国，其人数高达33人。）不讨伐，而对我们则当做敌人看待，这还有公理吗？”

　　蒋介石派驻延安的一位姓徐的联络参谋也参加了会议。他坐在台上说：“蒋委员长‘七·七’广播中并没有说要打内战。”

　　贺龙听到后，带着讽刺的口吻说：“刚才联络参谋徐先生说，蒋委员长‘七·七’广播没有提到内战，我说，这个消息很好，我们很拥护。但是河防大军六七个师和坦克、重炮纷纷西调，包围边区，部队都换上了新炮，连马鞍也换了新的，对着我们如临大敌，而把日寇放到一边，这究竟是什么道理？还要请解释解释。”

　　联络参谋无言以对。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

　　贺龙对着台下大声说：“现在边境上对方的枪已经响了，我们还没有还枪，因为我们一向是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家如果不打我们，我们也不会去打人家，但是，如果一定要来打我们，我们就一定要自卫。我们的忍让是有限度的。我们边区的男女老幼都要准备好，随时还击对边区的进攻！”

　　由于中共中央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边区军民作了充分准备，因而，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始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国民党顽固派没有贸然发动进攻，却组织了一些土匪、特务潜入边区，进行破坏。清涧、绥德、米脂、西川一带接连出现阎锡山的小股土匪，到处窜扰，抢劫公营商店及单行军人的武器，刺杀地方工作人员，破坏地方政权。土匪活动最猖狂时，平均每天要发生1次抢案，清（涧）绥（德）大道上黄昏时分没有武装护送就不敢走路，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治安和交通。贺龙决心剿灭这些政治土匪，保护边区政权和人民。1943年，他乘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的机会，召开了军政干部联席会，专门讨论剿匪工作。贺龙在会上指出：这些土匪已经作案30余起，干部和群众死伤23人，损失财产200万元，如果任其发展，边区将得不到安宁。

　　贺龙严厉批评了某些干部由于存在和平麻痹思想，对土匪采以放纵和宽大过头的态度。他提出，由各分区司令部和地方党政机关联合组成清剿委员会，统一领导剿匪工作，坚决消灭国民党派来的这些祸害。会后，贺龙连续两次签发剿匪命令，确定了“剿抚兼施，军民协力”的方针，拟定了清剿战术，制定了对土匪的处理办法和有关政策。贺龙强调：“要坚决肃清匪患”，但须“正确执行政策”，“注意分化和争取”，“慎重对待首恶分子与胁从分子的区别，避免乱杀”。经过3个月的努力，8股土匪被全部肃清，进一步巩固了边区政权，安定了人民生活。

　　第三次反共高潮一结束，120师及陕甘宁部队掀起了训练热潮。贺龙对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说：“现在要解决一下部队训练问题，要开一个会，把同志们的不同想法摆出来认真讨论一番，争取今年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的部队训练统一起来。”

　　1943年6月，联防军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和120师晋绥军区团以上参谋长会议，讨论部队军事训练问题。贺龙亲自领导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提出的指导性意见，主要是：

　　一，训练要为战争服务。他说：“过去和部队的教育与战争脱节的现象，应当纠正。”在训练中，“各级司令部对自己周围的敌人与顽军应有一定的想定（军语。按敌我双方基本特点结合实际地形拟订的一种情况设想），作为训练的依据。西北地区要有两个想定：一个是对付日本军队的，一个是对付顽军的。今天，战斗经验中有许多战术、技术问题，要依据这个原则进行整理。”“要加强学校与部队的联系，部队供给学校材料，学校帮助部队整理；学校向部队提出训练及战术意见，使学校教育符合部队的需要。”

　　二，部队训练的要求或者说目标，在于“能对付两倍或三倍的兵力（的敌人）”，“1个打3个”。贺龙指出：这是根据边区部队面临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是形势的需要，只有把兵练成这个样子，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三，生产与训练这两大任务要统筹安排。当时边区部队正在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因此，有些部队在安排生产与训练上统筹兼顾不够，安排不尽合理。贺龙指出：“生产任务大体上已经解决，而学习任务还未解决。学习问题主要是抓紧，要挤时间。”他说：训练抓得不紧，“问题是首长和司令部抓得不紧。”他提出了一个负责制办法：“各级司令部把兵训练不好，我就找你们参谋长。你们应当多用脑筋想办法。”

　　贺龙还对会议的开法进行了改革。他打破以往坐在一起讨论来议论去的老一套办法，请参谋长们穿上草鞋，去当几天兵，到操场上做做动作，学些切实的具体的教育方法，以便回去统一部队的训练思想和章程。贺龙自己也穿着草鞋来往于操场烈日之下。这套办法，给会议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会开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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