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号屠宰场(3)_冯内果

三

　　我曾经把德勒斯登这个故事的大纲拟过好几次，其中的高潮、紧张、人物、对话、悬宕，以及冲突，也苦心经营了一番。我所拟的大纲，最完善的一个是写在一卷壁纸的背面。我用我女儿的彩色蜡笔来画，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主角。壁纸的一端是故事的开头，另一端是结尾，其余部分都是中腰。蓝线与红线接头，然后是黄线，而黄线打住不再发展，因为黄线代表的角色已经死去，诸如此类。德勒斯登的毁灭，则以一条橘黄平行影线的垂直宽带做代表，所有代表仍然活着的人的线条都会通过这条宽带，一直通到另外一面。

　　故事结束时，全部线条停住，结局是发生在德国东部哈勒城郊易北河边一片甜菜农场上。这时，正在下着雨，欧洲的战事已经结束了一、两个礼拜。我们这些被俘的士兵都按阶级编成了队，然后由俄国兵任警卫。队伍中有英国兵、美国兵、荷兰兵、比利时兵、法国兵、加拿大兵、南非兵、纽西兰兵、澳洲兵，这数千人都即将解除战俘身分。

　　甜菜农场的另一边是一队一队的俄国兵、波兰兵和南斯拉夫兵，他们则由美国部队担任警卫。交换战俘在大雨中进行，一个换一个。我跟奥赫，还有其他许多人，爬进了一辆美国大卡车。几乎每个人都带了一件纪念品，唯独奥赫什么也没有。我带的是一把德国空军的军刀，目前我还保存着。

　　在我这本书中，那位性情火爆、个子矮小、我称之为保罗·拉查诺的美国兵，怀有大约一夸尔的钻石、翡翠，以及红宝石等珍物，这些东西他是从德勒斯登地窖里一些死人的身上搜出来的。

　　一个满嘴牙齿都掉光了的、看起来就像白痴的英国佬，把他的纪念品装在一只帆布袋内，袋子就搁在我的脚背上，他不时向袋内瞅着，然后眼珠骨溜溜地滚，转着他那瘦小的脖子，谁贪婪地瞧着他的袋子，他便瞪他一眼，然后他把袋子朝我的脚背上一扔。

　　我以为他这么一扔是无心之举，可是我想左了。他似乎有意让人看到袋内的东西，而对我好像特别信任。他朝我眨了眨眼，接着把袋子打开，里面竟是一座艾菲尔铁塔的石膏模型，表面漆得金光闪闪，中间还嵌着一座小钟。

　　“这玩意儿精致极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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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被送到法国一座休息营，那里每天供应我们巧克力牛奶和其他油腻的食物，把我们喂得像婴儿一样的白白胖胖。最后把我们一一遣送回家。我娶了一位漂亮的太太，也像婴儿一样的白白胖胖。

　　接着，我们有了孩子。

　　现在，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而我这个老废物只剩下脑子的回忆，我的名字叫做杨洋松，我在威斯康辛一家锯木厂干活。

　　有时候，当太太上床睡觉去了，我便半夜里偷偷给旧日的女友打电话。“接线生，能不能麻烦你给我接通某某太太的电话，她好像住在某某地方。”

　　“对不起，先生，没有这个号码。”

　　“谢谢您，没关系，还是谢谢你。”

　　然后我把狗放出去，又把牠唤回来。我跟牠谈话，我要让牠知道我很喜欢牠，而牠也让我知道牠很喜欢我，牠不在乎我满嘴辛辣的酒气。

　　“你真好，仙蒂，”我对我的狗说：“你知道的，对不对？你很不错。”

　　有时候，我会扭开收音机，收听波士顿或纽约广播电台的谈话节目。如果酒喝多了，我就无法忍受那事先录好音的音乐。

　　迟早我还是得上床睡觉，太太问我几点钟了；她老是忘不了问时间，有时我还真不知道，只好说：“不知道！”

　　有时我也会想到我的教育。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曾在芝加哥大学读过一段时期，我读的是人类学系。那时候，他们教我，人与人之间是绝对没有什么歧见的。他们也许现在还是这么教。

　　他们告诉我另外一件事，那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可笑的、坏的，或令人厌恶的。

　　我父亲去世之前不久，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知道，你从来没有写过一篇其中有歹徒的小说。”

　　我告诉他，这就是战后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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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然在大学念人类学，同时也在著名的芝加哥市新闻局兼任周薪二十八元的警务记者。有一次，他们把我从夜班调到日班，所以每天我要一直干十六个小时的工作。市内所有的报纸──包括美联社与合众社──都要支持我们，而我们采访的范围包括各级法院、警察局、消防队，以及分派在密西根湖的海岸巡逻队等等。我们以通过芝加哥市的地下气压管，来与支持我们的各个机构取得联系。

　　记者把新闻用电话告诉戴着耳机的撰稿人，然后撰稿人把新闻刻在蜡纸上，新闻油印好之后，再把它塞进铜质与天鹅绒制的卷筒里，然后再被气压管吸了进去。最能干的记者和撰稿人都是女人，她们曾接替去参战的男人的工作。

　　当我初次采访，把新闻用电话念给撰稿人听时，就碰到一位凶巴巴的女人。这是关于一位年轻退伍军人的新闻。这位退伍军人在一幢办公大楼内负责管理一架老式升降梯的工作。

　　一楼升降梯的门镶着铁边，铁条从洞口溜进溜出，旁边还有一根铁枝，上面装有两只铁的小鸟。

　　这天，这位退伍军人决定把他的车子送到地下室去。他关上了门，开始把升降梯往下开，不料他的结婚戒子被铁条卡住，他被吊在半空，而车子的底座往下降，从他下面摔了出去，于是车顶便压在他身上。事情就是这样。

　　当我把这则新闻送回去，那位正待刻蜡纸的女撰稿员问我：“他太太怎么说？”

　　“他太太还不知道，”我答道：“事情刚发生。”

　　“马上打电话去，要她发表谈话。”

　　“什么？”

　　“告诉她，你是警察局的费警官，说你有一个坏消息要给她，然后把经过告诉她，看她怎么说。”

　　我照她的意思做了，那位太太也说了我希望她说的话，她说她已怀了个孩子，诸如此类。

　　我回到办公室后，那位女撰稿员为了了解实情，问我那家伙被压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对她说了。

　　“你看到不难过？”她说，嘴里一面啃着三兵牌的棒棒糖。

　　“才不哩，南施，”我说：“在战场上我看到的比这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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