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号屠宰场(4)_冯内果

四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要写一本关于德勒斯登的书，当时，美国还没有遭遇过大空袭，许多美国人还不知道日本广岛所遭遇的事多么悲惨。其实我也不知道，内幕并未完全公布。

　　有一次在鸡尾酒会中，我把我所看到的空袭情形，以及我想写的那本书，告诉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是所谓“社会思想研究委员会”的会员，他告诉我集中营的情况，以及德国人如何利用犹太死人身上的油熬制肥皂与蜡烛。

　　我听到了只好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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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使每个人都变得非常顽强。战后，首先我在纽约州斯克奈塔第城的通用电器公司担任公共关系的职务，并兼任艾浦劳斯村的志愿消防队员，在这个村子里我买下了我的第一间屋子。我的老板是我所遇见的最严格的一个，他曾经在巴尔的摩做过陆军中校公共关系官。我在斯克奈塔第城的时候，他加入了“荷兰改革教会”，这实在是一个极为严格的教会。

　　他经常以讥讽的口吻问我为什么没有升为军官，好像我做错了什么事似的。

　　我跟我太太都瘦了很多，这几年我们都过得很艰苦。我们交了不少清苦的退伍军人以及和他们的太太做朋友；我认为，在斯克奈塔第，最好的退伍军人，最仁慈最有趣的，但也最厌恶战争的退伍军人，就是那些真正打过仗的人。

　　我曾经给空军总部写过信，要求他们提供有关空袭德勒斯登的详细资料，譬如说：谁下的攻击命令？派出多少架飞机？攻击的目的何在？战果如何？我接到一位像我一样担任公共关系业务的人的回信，他说很遗憾，这类资料目前仍然属于绝对机密。

　　我把这封信大声念给我太太听，然后我埋怨说：“机密？我的天，向谁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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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们是联邦党的党员，我不知道现在我们是啥玩意儿。打电话的人，我猜。我们打了不少电话──总而言之，我喜欢在半夜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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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打电话给老战友伯纳德·奥赫的两个星期后，我真的去拜访他了，时间大概是一九六四年。

　　去看他的时候，我还带了两个小女孩，一个是我的女儿兰妮，一个是我女儿的朋友艾丽逊·密契尔。她们从小就没有离开过鳕角这个地方；当我们看到一条河，便得停下来，好让她们俩站在河边想一阵子。她们从来就没有见过这样长长的、窄窄的、没有咸味的流水。这就是哈德逊河，河里有许多鲤鱼，都长得很大，大得像核子潜艇。

　　我们也看到一些瀑布，涧水从山崖泻下，然后向德拉威山谷流去。沿途有很多东西可以停下来看看，我们就这样走走停停。两位女孩都穿着作客的白色衣服和黑鞋子，打扮得很整洁，路人一看就知道她们俩有多乖。“走啦！孩子们。”我说。于是我们继续上路。

　　太阳下山了，我们找到一家意大利餐馆吃了晚饭。饭后，我找到了奥赫的家。这是一幢漂亮的石砌房子。我上前去敲门，我为奥赫带了一瓶爱尔兰威士忌。

　　我碰到他太太玛丽，我这本书就是献给她的，同时也献给那位德勒斯登的出租车司机密勒。奥赫太太是一位受过训练的护士；护士是女人最理想的职业。

　　玛丽很喜欢我带来的两个女孩，她把她们介绍给她自己的孩子，然后统统送到楼上去玩，去看电视。孩子们离开之后，我立刻感觉到，玛丽并不喜欢我的来访。她态度很客气，但也很冷淡。

　　“你这幢房子很漂亮，也很舒适。”我说。事实也是如此。

　　“我为你们整理了一间房子，你们可以在那里随便聊天。”她说。

　　“好极了。”我说。我想象在一间镶板的、火炉旁摆有两把皮椅的小房子，我们两位老战友便在那里喝酒聊天。可是，她把我们领进了厨房；她在一张镶有白瓷桌面的餐桌旁边放下两把直背椅子，餐桌上面悬着一盏两百瓦的电灯，照在桌面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玛丽准备的好像是一间手术室；她只在桌上放了一只杯子，那是给我用的。她解释说，自从大战以来，奥赫再也不能喝这么烈的酒。

　　于是，我们坐了下来。奥赫的神情显得有点尴尬，但他不愿告诉我有什么不对劲，我也想不出究竟我有什么地方开罪玛丽。我是居家型的男人，我只结过一次婚，我并不是一个酒鬼；过去在军队里，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她丈夫的事。

　　她为她自己倒了一杯可口可乐，把制冰盒放在不锈钢水槽里敲打着，发出很大的声响，然后走进另外一间房子。但她坐立不安，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开门关门，甚至四处搬动家具，以发泄她内心的愠怒。

　　我问奥赫，到底我说错了什么或做错了什么才使她这样。

　　“没有什么，”他说：“不要担心，这跟你毫无关系。”这是他故意客气，我知道他言不由衷，这一切都与我有关。

　　于是，我们装做不理玛丽，开始回忆我们在战争中的往事。我喝了两杯带去的酒；有时，我们轻声低笑，好像战场上的旧事又回到了眼前，不过，我们谁也想不起值得回味的好事。奥赫记得：在德勒斯登被轰炸之前，有个家伙喝得烂醉如泥，我们不得不用一辆手推车把他送回家去。这种事情实在没有什么好写的。我记得我曾看到两个俄国兵打劫一家钟表公司，他们用马车拖了一车的钟。他们高兴极了，灌着酒，抽着用报纸卷的好大一支香烟。

　　这些就是我们记忆所及的事。玛丽仍然不停地弄得满屋子哗啦响，最后她又回到厨房，再倒一杯可口可乐；她又从冰箱拿出一盒冰块，放在水槽敲打，虽然外面已经有很多冰块。

　　然后，她转过身来对着我，好让我看到她满脸的怒容，原来她的脾气是对我而发的。她直在自说自话，我听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些片断。

　　“当时，你们只是小孩！”她说。

　　“什么？”我问道。

　　“在战场上你们只是小孩──就像楼上的孩子们一样！”

　　我不得不点点头，这话说得也是。在战争中，我们都只是一群傻兮兮的童男，刚刚结束童年时代的童男。

　　“可是，你们大概不会这样写出来吧！”这不是一句问话，而是一声谴责。

　　“我──我不知道。”我说。

　　“我可知道了，”她说：“你们假装大人来代替孩子，你们这些角色将在电影里由法兰克·辛纳屈和约翰·韦恩，或其他的那些自认为迷人的、爱好战争的糟老头子来扮演。战争的场面看起来很动人，因此我们将有更多这类的片子看，而他们打起仗来就像楼上的孩子们。”

　　这下我可明白了，原来是战争使她如此怒不可遏。她不愿她的孩子或任何人的孩子在战争中死去；她认为，战争的兴起，一部分是由书籍和电影所鼓动。

　　所以，我举起右手，向她保证说：“玛丽，我想我这本书是永远无法完成的。我一定要写到五千页，然后才放手。如果我能写完，我可以向你保证，其中绝不会有一个让法兰克·辛纳屈或约翰·韦恩来扮演的角色。”

　　“我不妨告诉你，”我接着说：“我将把这本书叫做『儿童十字军』。”

　　从此以后，我跟她交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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