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55)_吴晓乐

五五

　　我升上小学一年级，一年级的语文对我而言有些太容易。一日，老师把五年级的语文课本忘在讲台上，要我拿到她的休息室。我边走边读了起来，走到老师面前舍不得放手，老师很惊异，要我念给她听。我念了一小段，有几个字不认识，我跳过去，算是念完了。

　　当晚，老师打电话给母亲，问母亲有没有栽培我日后参加跳级考试的心意，母亲很委婉地拒绝了。这通电话的存在，我到高中才知道，知情的当下很埋怨母亲，怎么不让我跳级？这样我的升学进程会比一般人快。母亲骂我：“童年已经很短了，只有笨蛋才急着快跳。”

　　这是母亲心底的痛处，她的求学时光太短了，小学六年不足以消化她满脑子的求知欲。

　　对于才艺，母亲的见解也很独树一帜，她问我：“对音乐有兴趣吗？”我摇头。“对资优数学有兴趣吗？”我又摇头。母亲问我：“对什么有兴趣？”我说：“画画。”母亲把我送去学画画，上课前我往往很期待。绘画没有成为我的专长，倒是成了我纾压的管道。

　　母亲从不因成绩而赞美我，倒是常常因为我的日常行止而把我痛揍一顿。我上小学时是个脾气乖张、跋扈的小孩，老是欺侮老师和同侪，母亲时常为此处罚我，她很生气地告诉我：“一个人成绩好但品行恶劣，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大脑有东西的人，做起坏事来会更可恶。”

　　每一次我带回考卷，母亲看也不看上头的分数，只问我：“里面的概念你都厘清了吗？”我点头，考得再糟她也处之泰然，我若犹豫半晌，再好的成绩她也不高兴。她认为，考试的意义在于检验你的学习情况，考好考坏都是珍贵的信息，目的是要我们清楚自己的知与不知。母亲也不逼我们写多余的习题。她很明白，逼急了我们就会抄答案，这不仅浪费了出题者的苦心，也是浪费我们的时间。

　　在此，容我说两个插曲。我初三念重点班，一晚我念得睡着了，醒来时理化作业尚未完成，到了学校，心中很挣扎，要不要抄邻座同学的答案，想到母亲的话，我又不敢。老师看我题目没写完，数我少写了五个大题，狠打了我五个大板。返家时，左手疼痛肿胀——这是重点班的潜规则，不打右手，右手是要写题目的。母亲看到我发紫的左手，很难过，问我缘由，我据实以告，母亲一时间也乱了分寸，叹了一口气，难过得挑不到话说，我猜她心中有些埋怨重点班的作风，但她最后选择不说。

　　我读高中时，又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情，我又念到睡着了，醒来时数学考卷尚未订正好，我硬着头皮去跟数学老师商量，再宽限一天。我告诉她：“你要我早交，我只能抄。但我尊重你的题目，我不想抄。”数学老师答应了我，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了。

　　六七年后，我和这位数学老师联络上，她告诉我，我们那次的“商量”，对她的教学生涯影响重大。这是她在明星高中任教的第一年，心中忐忑。她起初很挣扎，怕给我开了一道方便门，会对其他同学有失公允，好在我只迟交过这么一次。

　　不过，我的前例令她反思了一下制定规矩的意义，到底是要学生达成“定期交作业”的目标呢，还是要参酌一下学生各个不同的状态？闻言，我很难为情，想不到我的要求原来造成老师如此大的心理负担；我也很感激，教育说穿了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一个班级四十几个人，这么悬殊的师生比之中，那位老师努力做到了这点，某个瞬间，教育成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这并不容易。

　　在“她是老师，我是学生”的架构之下，她跨越了这条界线，化作学生，化作我，理解我的出发点，又回去站在老师的立场上，允许了我的决定。许多老师认为此举是降低格调，我倒觉得这样的举动升华了教育的本质，我很感谢数学老师的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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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特殊的一点，在于她对“玩乐”“放松”很重视。我初二、初三喜欢打一款战略游戏《星海争霸》，一天玩一到两个小时不等。久违的父亲再次出场，他砸烂我的键盘，转头和母亲大吵一架，怪她纵容小孩：“瞧，现在她不再是前十名了。”

　　母亲立场不变，她告诉父亲：“在学校上了整天的课，回家放松一个小时能有多坏？”

　　不过，她事后跟我约法三章：“你可以玩计算机，我不阻挠你，只要完成学习就可以玩。你打游戏时千万要尽兴，可是你读书时一定要专心，不要再想游戏的事情。”

　　台湾家长普遍有个不安，觉得自己的小孩玩太多了，坐在书桌边的时间太短了。他们鼓励小孩读书，不鼓励读书以外的事项。造成的后果是：小孩读书的时候想着玩，是以书读得七零八落，等到该玩的时候，又想起未完成的作业、未备妥的考试，玩起来又充满罪恶感。

　　我只要观察到学生的读书计划安排得太紧张，就会鼓励他们插入一些休闲娱乐。学生们起初很质疑，他们觉得要读好书，就得延长坐在书桌前的时间，哪有缩短的道理。在我的坚持下，他们半信半疑地进行短程的出走，做什么都好，总之就是离开书桌，给自己半天的假。回来的时候，他们神清气爽，念起书来特别甘愿。

　　平衡“玩”与“读书”的界限很难，很多家长不愿做这课题，就想了一个很取巧的方式：尽量压缩小孩玩乐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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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母亲强调自由、尊重的方针之下，我的求学之路非常顺遂，在没有补习的情况下，考上了很好的高中，三年后又考出很漂亮的成绩。可惜的是，我考大学的成绩太理想了，母亲第一次放弃了她的原则，干预我的选择。她不要我填外文系，要我填法律系。我们家因为不谙法律吃过亏，我的母亲第一次，把她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以及对于某些职业的幻想，投射在我身上，这成了我们亲子关系最大的伤口。

　　我认真读书就是为了进外文系，没想到却进了法律系。第一年进去，我就后悔了。我读得很痛苦，众多专有名词，众多来自不同国度的衡量标准，我完全被挡在个案之外，不得其门而入。

　　每一次上完课，回到宿舍，我坐在椅子上，眼前一片灰暗。我的法科成绩不坏，但叫我读法律书籍很痛苦；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的选修科目，诸如历史、女性主义、西洋文学与艺术，等等，读起来很愉快，成绩的反馈亦很可观。

　　我跟母亲说：“这场比赛，在我奋力跑到终点时，才发现尽头一片荒芜。”

　　母亲很懊悔，不停地表示，倘若时光倒流，她绝不干预我的决定。

　　我跟母亲之间有个裂缝，“法律系”这三个字成了咒语，不能在我面前提起。

　　大学毕业后，我做出一个决定：我不要参与律师考试。我对这个职业没有归属感，黑白袍子里头没有我的尺寸。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当下最直观的念头是：我的人生毁了，一百多个学分泡汤了。我注定要被人瞧不起了。

　　念法律系又不参加司法考试，在这圈子内，不是太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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