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123)_齐邦媛

一二三

　　▼第8节接任笔会主编

　　一九九二年五月初的一天早晨，兰熙家人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立刻去她家一趟？我到她家书房，看到她双手环抱打字机，头俯在打字机上哭泣。她抬头对我说：“邦媛！我翻不出这首诗，季刊下一期要用，我怎么办？”那是白灵的短诗《风筝》。过去整整二十年间，季刊大约英译二百多首台湾新诗，几乎一半是她快快乐乐的译作，如今兰熙出现失忆现象。当时无可奈何，以承受好友阵前托孤的心情，我接下笔会英文季刊的编务。

　　以前只知道兰熙经常用殷之浩先生支票付款，我接编后，殷先生病中，尚主动送五十万元至季刊，宣扬文学成就。政治和文化政治刊物，有新闻局、外交部每期买数百本赠送友邦，书款便是我们全部的收入。文建会有一位颇为“同情”的专员私下指点我们，可以“文化遗产专栏”计划前往申请补助，所以我请曾上过我台大“高级英文”班的艺术史组的学生颜娟英和陈芳妹，轮流为季刊每期写一篇英文论文。颜娟英在哈佛得学位，回国任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由“唐代佛教之美”写起；陈芳妹在伦敦大学得学位，回国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由“家国垂器——商周贵族的青铜艺术”开端，一直写了十年，助季刊得到文建会补助印刷费。

　　最艰困时。好友文月代为申请得到她的父亲“林伯奏先生基金会”补助部份稿费等。有两次助理月薪发不出来，隐地私人捐助度过难关。笔会有一个堂皇的理事会，定期开会而已，对于我实际的困境，只说“能者多劳吧…”聚餐结束各自回到舒适的本职。我满七十岁的时候，实在身心俱疲，请理事会务必找人接替，他们嘻嘻哈哈地说：“你做得很好呀，人生七十才开始啊。”说完了又散会了。

　　我在笔会季刊快乐地建立了一支稳健的英译者团队，我们称为"the team"。最早的一位是康士林（Nicholas Koss），他在一九八一年初到辅仁大学英文系任教时，远在台大兼课的谈德义介绍给兰熙和我。康教授是天主教圣本笃会的修士，印第安纳大学比校文学博士，专修比较小说、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宗教与文学、华裔美籍作家作品研究、中英翻译小说。我接任主编后，他是我最可靠的译者与定稿润饰者，我所写的每期编者的话都请他过目。日后我经手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编译的书里书外，他也都是我第一位读者（英文，reader，亦有“校阅”之意）。近二十多年间，我们小自字斟句酌谈译文，大至读书、生活，一见面就谈不完。他知道我多年来以珍·奥斯汀《傲慢与偏见》作床头书，身心得以舒适，每到英美旅行、开会，常给我带回各种版本、录音、录像带。二〇〇〇年我读到柯慈的新作《屈辱》，大为此书创意所吸引，坚持他抽空读一遍，我们可以好好讨论一番。拥有真正的比较文学的文友，实在难得！

　　因为他在宗教的献身精神，对人有由衷的同情。兰熙初病之时。有一次我们数人在约好的餐厅久候她不至，他沿着逸仙路那条巷子挨家找去，果然在另一家餐厅找到她。我搬至“最后的书房”后，他经常由新庄到桃园来看望，邀同行友人如李达三、高天恩等来谈谈中外文坛近况相当年乐事，中英并用，令我重温当年一笔在手，推敲两种文字之间的房门，顿忘山中岁月之隔绝。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加入我们队伍的鲍端磊也是辅大英文系教授，他多年来且在台湾最老的英文报《中国邮报》写专栏，最爱诗意强的作为，至今仍是我们最好的伙伴。

　　辅仁大学另一位加人我英译团队的是欧阳玮。他担任辅仁外语学院院长时，与康教授热忱推动的翻译研究所，一度遭教育部搁置，兰熙与我曾到高等教育司陈情，力言翻译人才学术培育之重要。终得通过。该所第一、二两届的毕业生皆极优秀，如吴敏嘉、汤丽明、郑永康、杜南馨皆为笔会季刊英译散文、小说与艺术家评介逾十余年，我们看到了培育的花果，满是欣慰。其中吴敏嘉是我台大的学生，英译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杜南馨英译平路《行道天涯》，更于二〇〇〇年和二〇〇六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当然，她们的才能并不是只由研究所的教导，还因为随外交官父母在国外长大，受完英文中学的教育，有很好的译成语言训练。回到台湾上大学外文系，兼修中国文学课程，最重要的是不仅爱文学，而且达到了精当的文字水平。

　　台大外文系在比校文学方面确实有一段黄金岁月，自一九八〇年代后期，年轻的一代，如宋美玮、张汉良、彭镜禧、高天恩，受邀参加笔会，开始与我们出去“跑天下”，写主题论文，开国际年会，协助并接续后来笔会季刊的编务。更年轻的后继者，则有郑秀瑕、史嘉琳，以及现任总编辑梁欣荣。一群文学伙伴凝聚“我们台湾文学很重要”的共识，并在不断延揽人才的过程中，结交了许多海内外英译高手，如葛浩文、闵福德、马悦然、奚密：尤其是陶忘机，以二十余岁之龄为季刊译诗，自一九八三年至今已翻译数百首台湾最好的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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