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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人木和孟瑶几乎是同时在抗战时期毕业于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前者是外文系,后者历史系。潘人木惜墨如金,《挞漪表妹》一出版即得《文艺创作》月刊社征文的二奖,虽是“反共小说”,却以真正的沉痛写抗战时期青年的愤怒和热狂,政治的巨浪在一个女孩人生举步之际卷走了她,淹没了她的青春,失身、失学、远走延安,再归来已家破人亡。过了三十年再写《马兰的故事》,以精炼的文字写乡土风光。人物内心的反响,占全书三份之一的篇幅,故事虽不浓烈,全书却是艺术之作。 她后来继唯一的短篇小说集《哀乐小天地》之后,十年间只创作一、二篇短篇小说,但是一九八六年的(有情袜》以及二〇〇六年逝世前两个月创作的《一关难渡)。堪称艺术精品。 我从台中“进城”到台北之前,反共小说的政治高潮已过,但是我仍赶上尾声,对于张爱玲《秧歌》、陈纪滢《茨村传》和姜贵《旋风》有及时的认识。其实,对于他们的时代记忆犹新的人仍多,我自己也从那天地中出来。所以能虔心诚意地写我那篇《千年之泪》和《时代的声音》。姜贵来台湾时已五十岁,经商失败,妻子久病去世,生活困顿,在真正的家破人亡的创痛中以大叙述之笔,错综复杂地描写从“五四”时期到抗战初期,一个山东大家族在共产党窜起之际的兴衰,他的《旋风》和《重阳》必能传世。近半世纪后,此书由九歌出版社重印,我曾写《旋风中的绣花鞋》详述我对传统中女子的处境最强烈的反思,可是历史上的斑斑血迹,已非今日女性主义者的课题,后来也无暇再作进一步研究。王鼎钧的小说《碎琉璃》和散文集《左心房漩涡》是我这一代最精美深刻的文学怀乡作品。他的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二〇〇九年三月刚出版的《文学江湖》,真是文人一生梦寐思念得以完成的磅礴力作,也只有王鼎钧的才华和坚强性格才能完成。和记述一九四九年前后苦难的早期出版的王蓝的《蓝与黑》、赵滋蕃的《半下流社会》、彭歌的《黑色的泪》、纪刚的《滚滚辽河》,都是传世之作。 自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之后,不仅持续读所有的创作新书,我也经常担任《联合报》、《中国时报》、吴三连等文学奖评审,一直是个认真读作品的评审。笔会季刊有一个很大的初选来源,使是隐地主持的尔雅出版社年度小说选(一九六八~一九九八年)。三十一年间,每年的编选可说是台湾文学点将录,所以仍如当年初编选集时一样心胸——“放眼天下”。 隐地是台湾文坛一个令我尊重的出版家,后来也成为好友。他由文艺青年起家,二十多岁主编《书评书目》月刊,评论水平高,对台湾文学发展有相当影响。凭借一颗爱文学的赤诚之心创办尔雅出版社,三十三年来,每年固定出二十本书,不受时势影响。出版的六百六十本书,清一色是文学创作,诗集、诗评、诗话竟达一百本。隐地《涨潮日》写父亲由上海来台的种种坎坷和自己童年在台北的困窘,真切坦率,虽是悼念初期流亡族群的遭遇,全书却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生命力。 相对于大出版公同如联经、时报文化、天下文化、远流等,与尔雅并称为“五小”的洪范、纯文学、大地、九歌出版社,是当年文坛佳话。都是由作家创办经营,专印行高格调文学作品的出版社,对台湾文学的推动有不朽的贡献。他们之间的和谐,见证了一个“文人相重”的良性发展时代。 台湾文学以中文写作,以沈光文结东吟诗社为始(一六八五年),可溯者已长达三百余年。中间虽经日本占据五十年,努力推行日语,台湾人以日语创作之文学流传至今,且得到中译与多方面的研讨者,赖和、吴浊流、龙瑛宗、杨达、吕赫若等,都已获得尊荣定位。而一九四九年后来台的作家,六十年来,写尽了漂流与乡愁,对父祖之乡,骸骨的留恋,终也被岁月淹没。但是他们的作品已融入台湾土地,战后生长的孩子,大约都未分省籍地“读他们的书长大的!”在报纸副刊,文艺杂志,社团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庆祝会上,钟肇政、叶石涛、纪弦、林亨泰、余光中、周梦蝶、洛夫、痛弦、杨牧、吴晟、琦君、林海音、黄春明、白先勇、李乔、郑清文、张晓风和席慕蓉……并肩而坐,笑语盈盈:被政治选举语言撕裂的读书人,怎能否认,这群老中青作家灌溉培植了台湾文学的土地,使它丰美厚实,令世人刮目相待,在文学面前,没有“他们”,“你们”,只有“我们”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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