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51)_龙应台

五一

　　大家来跳舞

　　地中海的水平静而温暖，我们在沙滩上扎营。夜空里，星星一个个低垂下来，我们到街上走走，看意大利人晚上做些什么！

　　很多人家都有葡萄架，月光里坐着人，葡萄架阴影里也坐着人，隔着篱笆和邻人说话，笑声像风铃似的在窄窄的巷子里高高低低。巷子暗暗的，家家户户的灯火却照亮一点生活片断：正在洗碟子的母亲，哭得惊天动地的小儿，跷着腿看报的男人，钩毛衣的老妇人。每一家门都是关的，好像隔邻的朋友随时会闯进来串门儿；借盐巴。

　　这个热络的气氛在干净的德国却是没有的。公婆的房子——也就是华德长大的家，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总计有三十个门，三十个门都是关的；随手关门是每个人的习惯。门关了，保障了个人隐私。朋友要闯进来串门儿、借盐巴，可也就不那么容易。

　　到了一个鼓乐沸腾的广场，挤满了人。拉风琴的小伙子热烈地奏着轻快的舞曲，一对对男女——漂亮的、肥的、丑的——在水泥地上凑着节拍就跳起舞来。一个秃了顶的矮老头索性跳到桌子上，夸张地扭起腰来，惹来一阵疯狂的掌声。舞曲突然一变，成为优雅的探戈，却也没难倒这些意大利人，就跳起探戈来。

　　我无限惊异地看着这群乐陶陶的人：这些都是小镇的村民，也许是卖菜的小贩、切肉的屠夫、做面包的师傅、清垃圾的工人——他们怎么这么会创造生活的情趣？

　　我想到台湾的村民；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他们在做什么？也在瓜篷下话桑麻，在谷场上婆娑起舞吗？

　　希腊

　　带着朝圣的心情来到这个充满荒山石砾的古国。世上有多少民族像古希腊人那样，一方面一派天真地创造出奇如天马行空的神话，一方面又深沉睿智地写下无可奈何的悲剧？

　　到雅典、奥林匹克、斯巴达缅怀膜拜之余，最想看的还是二十世纪的希腊。和中国一样，它有光荣的过去；和中国一样，它也有历史的包袱。跋涉万里，我想知道：现代的希腊脏吗？乱吗？人民有气质吗？文化精致吗？

　　从德国、奥国，南下到意大利、希腊，经济上，愈南，国民所得愈低，愈南，也愈脏。希腊的垃圾比意大利又多了一层。每一棵橄榄树下都有野餐后抛弃的空罐、纸袋；海滩上到处是露营的人前一夜留下来的污秽；咬了一半的西瓜招来一头一脑的苍蝇，每丛树后大概都有几团排泄的污秽和揉皱的卫生纸，在火辣的太阳里蒸腾。

　　但希腊的脏也许可以辩白：这些垃圾是每年成千上万的旅客所留下来的，不算是希腊人本身的错。一般希腊乡镇倒还算干净。

　　手编的羊毛地毯及毛毯是特产之一。美丽的色彩织成协调的图案，凹凸不平的结，可以想见葡萄架下劳动的双手。现代的希腊人显然尚未放弃传统的乡土艺术，尚未急功近利地去拥抱塑胶和尼龙的世界。

　　店主微笑地走近来，只请我进去看看，却不饶舌推销。转身离去时，他也许有点失望，却很文雅地说：“没关系，多看几家也好，喜欢再回头。”我想起意大利的小贩，不但漫天开价，而且咄咄逼人，相形之下，这些低姿态的希腊人显得那么可爱温厚。我一口气买了五条。

　　希腊的贩夫走卒，我发觉，也有不俗的气质。泥灰造的房子也许简陋，前庭攀爬的绿萌红花，在风里摇曳，却平添几分逸趣。海边的空地，或许没钱盖观光饭店，铺上一层鹅卵石，搁上几张旧桌椅，却也成为喝酒赏月的好地方。

　　在Agamemnon的古城边有个简单的营地，种满了柠檬树。营主人留着两撇俾斯麦式的胡子，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也不会任何外国语，却能背上几段荷马的《奥德赛》。我们“手谈”投机，同桌喝了几杯酒，他就就着月光和柠檬丝丝的清香，敲着桌子大声唱起歌来。唱了一个晚上。

　　在一条荒野路上，一个古稀老头骑头灰驴子摇摇晃晃而来，看见我们，骨碌溜下驴背，过来搭讪，比手划脚的，还带股刺鼻的酒味。华德被逼着读过九年的古希腊文，现在正派上用场。大概老头要我们到他的橄榄园里去吃晚饭。我们不能赴约，他倒也不在意，摇摇摆摆又跨上驴子，一转身却听“碰”的一声，驴子把老头摔个四脚朝天，一头的灰。赶忙扶他起来．他也不在意；醉态可掬的，亲了亲灰驴的大眼睛，又摇摇晃晃挣扎上去，对我们挥挥手，蹄声嘀帝哒哒，消失在野路尽头。

　　裸泳的人

　　看过希腊的山水，才恍然大悟它为什么有那样的神话：也只有这么神秘、这么粗犷原始的山水，才孕育得出那么出神入化的想象。烟雾蒙蒙的山从广邈的海面陡然升起，不见山的面貌。山却更显得深不可侧。嶙峋的山峰切向海面，形成无数个幽隐的岩岸，岩岸中的水特别清澈，成为裸泳的天堂。

　　在鹅卵石上铺着睡袋，傍着海水和满天摇摇欲坠的星子而眠。清晨醒来，已经有三三两两的人在海里浮沉。光着身子涉进水里，成群结队，花花绿绿的鱼也赤裸地在水里游荡。四周只有天、水、鱼与长着青苔的岸石。水，温柔而清凉。

　　几个没穿衣服的人坐在石头上聊聊天，都是来自雅典的年轻医生；既是知识分子，我就问个知识分子的问题：“希腊沦落过那么多次，又受土耳其统治四百年，文化和种族都变了很多——你们还自认是苏格拉底的后代吗？”

　　李奥是精神科医生，有一头漂亮的黑发，他说：“希腊政府和一些老学究当然坚持我们是苏格拉底直接下的蛋——”他抽了口烟。

　　“可是谁在乎呢？古希腊的成就是古希腊人的光荣，我们若不是他们的子孙，当然沾不了光；说我们是他们的后代，又怎么样呢？我们凭什么拿祖宗的成就来沾沾自喜？现代的希腊人若要骄傲，就必须靠他自己的努力，以他自己现在的成就而骄傲；硬攀着祖宗的光荣未免太没出息——老实说，我真不在乎我是谁的后代……”

　　安格拉是妇科医生，笑起来很有苏菲亚罗兰的韵味。她转过来问我：

　　“你们中国人呢？”

　　中国人吗？我不能说，我离家太久了，正要回去看看。

　　原载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美国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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