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52)_龙应台

五二

　　§传递这把火

　　龙应台

　　是的，《野火集》出版成书了。

　　去年十一月，匆匆写下《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给毫无渊源的中国时报；原是不经心掷出的一点星星之火，却烧出燎原的《野火集》来。

　　燎原，因为往往文章一出现——譬如《生了梅毒的母亲》、《幼稚园大学》、《不会‘闹事’的一代》——就有大学生拿到布告栏上去张贴，就有读者剪下个三两份寄给远方的朋友，嘱咐朋友寄给朋友；中学者师复印几十份作为公民课的讨论教材，社区团体复印几百份四处散发，我的邮箱里一把一把读者来信……短短的一年中，这个专栏确实像一缕一缕野火向四方奔窜燃烧起来。

　　可是，《野火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只是一个社会批评，一个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一般作者比较小心地守着中国的人生哲学：“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温良恭俭让”等等，写出来的批评就比较客气缓和，或者点到为止。谈教育缺失之前，最好先说“三十年来台湾教育突飞猛晋”。指责行政错误之前，先要婉转地说，“三十年来，安和乐利，国泰民安，领导英明……”。行文中间不能忘记强调自己爱乡爱人爱民的坚定立场，强调自己虽然批评，却不是恶意攻讦，“别有用心”；最后，还要解释“良药苦口”，请大家“包涵包涵”。

　　这就是一个四平八稳、温柔敦厚的批评，不伤和气，不损自尊，不招怨恨。《野火集》却很苦很猛，因为我不喜欢糖衣，更不耐烦戴着面具看事情、谈问题。习惯甜食的人觉得《野火集》难以下咽；对糖衣厌烦的人却觉得它重重的苦味清新振奋。

　　赞美“野火”的人说它“过瘾”——不怕得罪人，“敢讲话”。我没有三头六臂，得罪了人照样要付出代价；写了《野火集》的代价大概是：这一辈子不会有人请我“学而优则仕”出来作官了，可是古人不是说“无欲则刚”吗？既然没有作官的欲，这个代价或许也无所谓吧！至于“敢讲话”三个字，与其说是对我的赞美，不如说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讽刺与指责——在一个自称民主开放的社会里，为什么“敢讲话”是一个特殊的美德？它不是人人都有的权利吗？

　　对一个健康人，你拧拧他的手臂、掐掐他的腿，他不会起什么激烈的反应。相反的，一个皮肤有病的——不管是蜜蜂叮咬的红肿，病菌感染的毒瘤，或刀割的淌血的伤口——只要用手指轻轻一触就可能引起他全身的痉挛。台湾如果是个真正开放的社会，什么问题都可以面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人人都可以据理争辩，那么《野火集》再怎么“勇敢”也只是众多火炬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瞩目。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特别多的禁忌——碰不得的敏感肿块，“野火”才显得突出。

　　而《野火集》究竟又碰了什么碰不得的敏感事呢？有些小学用经费去建伟人铜像，却没有钱修建厕所，使孩子整日憋尿；我说，厕所比伟人铜像重要；这是敏感问题吗？政府若失信于民，我说，人民要有勇气兴讼，“对立”也是民主的权利。这个观众“危险”吗？如果我们不把台湾真正当家，继续抱着临时落脚的心态，我说，那么环境与教育这种百年大计的问题就永远不会做好，这个说法是禁忌吗？

　　许多人用“拍案叫好”这个辞来描述读《野火集》的感觉。可是我承受着相当的压力，冒着所谓“出毛病”的风险，难道只是为了给读者在吃烧饼油条之余一点情绪上的快感？快感过了之后呢？鼓掌的人是否会进一步思索比发泄情绪更重要的问题本体：我们这个号称自由开放的社会为什么有一身敏感发红的肿块？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个健康的社会？那些红肿是怎么造成的？如果那些敏感带永远不许碰，又是否有医治的可能？

　　不，我写“野火”，不是为了哗众取宠；群众的“宠”盲目而肤浅，我不稀罕。我所寄望投诉的，是个拒绝受“哗”之众，是个有深省与批判能力的众。人，和乌龟一样，背着巨大的壳。乌龟的壳是身体上的限制，人的壳，却是他观念上的框框。乌龟不以背上的负担为苦，人，也往往对自己的受限视若不见。但人毕竟不是乌龟，他是个能思考的动物，一旦对那个束缚的壳发生怀疑，就有突破创新的智慧与能力。如果说《野火集》对这个社会有所要求，大概就在要求重新审视背上那个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观念的壳。不敢置疑、不懂得置疑是一种心灵的残障；用任何方式——不管是政治手段或教育方式，不管是有意或无心——去禁止置疑、阻碍思考，就是制造心灵的残障。《野火集》所逼问的是一个冷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一个残障的民族？

　　写“野火”有沮丧的时候，当某些人说要扑灭野火，当一些报纸宣称要“围剿”龙应台，当有人每天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固定的三行字：“你是卖国叛徒！中华文化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当小团体试图在我头上加上各式各样的“帽子”……沮丧之后，又不禁莞尔：难道执笔之初竟然不知道这是必然的反弹？哪一个社会是在没有阻力与摩擦的情况下往前行进的？不也正因为台湾还有这样不容异己的守旧势力，“野火”才有写的必要？

　　写《野火集》更有快乐的时候。当大学生来信说他们如何在宿舍里争辩“野火”所引发的问题，当号称“保守”的警官学校或军队里的青年告诉我他们如何讨论“野火”所激起的观念，当扶轮社的成功生意人说他们如何把一篇篇文章散发出去，当一小时赚廿元的女工、自称“没什么学问”的家庭主妇、为人洗油烟机的水电工，来信说他如何开始观察这个社会、思索从来没想过的现象。尤其是，当退伍军人写着：对，我们要有不同的声音……

　　唯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当一个眼里既热情又迷惑的年轻人问：你指出了问题，但你没有给我答案；答案在哪里？

　　我怎么会有答案呢？即使有，我会给你吗？难道说，在我教你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追随口号，不要人云亦云之后，你反而来接受我的答案？难道说，我要求你打破框框、抛弃英雄偶像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你新的英雄？如果我也给你一套既成的答案，如果我来取代你从前的偶像，我们岂不是又回到了原点？

　　答案，在你的自省与思索中。不在我这里。

　　过两天，街头书坊会出现这么一本书，黑色的底，红色的、火焰似的，董阳孜题的字：“野火”。它是知识分子的自说自话吗？是理想主义的自我陶醉吗？究竟，有没有用呢？只有你能告诉我。

　　不过，火既然点燃了，就劳你传递吧！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台湾

　　附：没有时报编辑的发掘与坚持，《野火集》不可能存在；容我对《中国时报》的“报格”表示尊敬。金恒炜尤其是“野火”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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