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49)_龙应台

四九

　　我只是个自告奋勇去挂铜铃的老鼠——这有什么了不起？更何况，我不是井底之蛙，以为天只有这么大。严格的文学批评在欧美根本是理所当然的稀松常事。我做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自负的理由。

　　因为你受的是西方的学术训练；如果有人说你是以西方的文学理论模式套在中国的作品上。同意这种说法吗？

　　完全不同意。

　　首先，以我的英文博士学位而断定我的批评模式必然是西方的，这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任何对我作品的论断必须以我写的白纸黑字为凭，不能以我外在的头衔或背景下理所当然的结论。

　　至于我是不是以西方观点来评论中国文学，或者更精确地说，以西方理论模式“套”在中国作品上究竟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

　　我认为，用西方的某些理论来注释中国古典文学，譬如用心理分析中的象征来读李商隐的诗，确实可以偶尔另辟蹊径，但总是末流，不重要。如果以它来“评价”古典作品，那就毫无意义，因为文学批评的标准离不开文化传统的架构。东西文化差异太大，以西方理论来判定中国古典作品的优劣就好像用金发碧眼三围的标准来要求宋朝的美女一样不合理。

　　可是现代作品就不同了。当代的中国台湾作家——看看白先勇、张系国或马森，甚至于所谓“乡土”的王祯和、黄春明或陈映真；哪一个没听过什么叙事观点或意识流，谁不熟悉所谓“存在的意义”或“现代人的孤绝感”？

　　难道你在说，现代的中国台湾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不是。譬如张系国的《游子魂》系列处理的就是中国台湾人特有的难题，还有其他作家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说，现代的中国台湾作家与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通的“语言”，他们所认知的世界不再是一个与外界绝缘的世界。中国台湾作家所用的写作技巧——譬如象征，譬如内心的独白等等（想想王文兴的《背海的人》）——也为西方作家所用。而西方作家所关切的主题——海明威的个人尊严或卡夫卡的孤绝感等等——也为中国台湾作家所感。

　　所以我只批评中国台湾的现代小说。在这种多面的、开放的、交流式的文化环境中，我认为我所作的不应该称作以“西方”理论来评定“中国台湾”作品；应该是，以“现代”理论来审视台湾“观代”作品。重点不在东西之异，而在现代之“同”。前者不可行，因为东西之间缺乏“共识”；后者可行，因为东西之间有一个共通的语言，那就是属于现代的写作技巧与主题。

　　那么你现在所用的理论够用吗？

　　就我短程的目标来说，够用。短程的目标就是先把真正凶猛的批评风气打出来，一部一部作品来琢磨针砭。希望更多的人来写批评。但是就长程目标来说，当然不够。台湾必须树立起独具一格的批评理论，用来容纳东西共同语言之外独属中国的情愫。也就是说，中国终究要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批评体系来。这，恐怕要许多人十年不断的共同的努力。

　　你会出第二本批评吗？

　　不知道。

　　一方面，责任感的督促使我觉得必须一篇一篇写下去。另一方面，我觉得很疲倦。一篇书评要消耗我很多的时间，很大的精力，实在辛苦极了。有一次一位编辑对我说：“你要多写一点，因为大部分的作家都有工作，没时间写书评！”我哑然失笑。他忘了我也有“工作”；写作只是我的副业，我的正业是教书、带学生、作学术研究……

　　报酬也很低，不是吗？

　　对。稿费低不说。台湾有各形各色的小说奖、戏剧奖、诗奖，甚至于文艺理论奖，就是没有批评奖！我现在写批评除了一点责任感的驱使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推力要我继续。我很希望有两件事发生：第一是有人设置一个批评奖，用很重的奖金来鼓励批评的兴起。其二是有人给我一笔学术经费（grant），与我定个契约，专门让我写书评。我可以用这个钱来买书，找资料，用助手等等。

　　要有这种实际的力量来支持我（或者其他有能力，有心献身批评的人），这件事情才真正做得起来。靠一点个人的“责任感”，太不可靠了。

　　胡美丽与龙应台

　　在公开场合，你为什么从来不承认你和我胡美丽是至交好友，是知心的伴侣？

　　我并不完全喜欢你。你有女人的虚荣心：喜欢美丽的衣裙，喜欢男人，喜欢男人的爱慕。你的文章完全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而且语言泼辣大胆，带点骄横。我写文章的时候，并不自觉是“女性”，而是一个没有性别、只有头脑的纯粹的“人”在分析事情。

　　笑话！我才看不惯你那个道德家、大教授的派头。难道写《野火集》的人就不会有优柔寡断的一面？多愁善感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愚蠢幼稚的一面？你不肯承认我，恐怕是我太真了，太了解你的内在，你在隐藏自己吧？！

　　或许。随你怎么说。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新书月刊》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