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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女人!女人!

  把我当作男性,固然是因为“龙应台”的名字非常男性化,主要却因为我的文章是属于理性、知性的。我们的社会把男女定型,认为男的刚、女的柔、“女”作家就非写风花雪月、眼泪爱情不可。就让我的文章风格作为一种反证吧!你说它是对这种男女定型传统观念的挑战也未尝不可。要讲“软”的作品,无名氏的爱情小说不“软”吗?怎么不称他为“女”作家呢?

  “软”作品并不等于“坏”作品,但是不能以性别来区分;我们有得是多愁善感的男人或坚强理智的女人,都没什么不对。至于认为只有男人写得出思考缜密、笔锋锐利的文章来,那是愚蠢无知的偏见。

  不过,男女问题好像是你胡美丽的领域——怎么问我呢?我对女权不女权的没有什么兴趣!台湾的妇女好像蛮平等的嘛!我有个男同事就常说:你看,贾母不是拿大权的吗?婆婆的地位不尊贵吗?中国根本就是个母系社会。

  放屁!

  别激动呀!

  说这种话的男人简直缺乏大脑。他不想想看贾母的权是熬过多少年、多少阶层的痛苦而来的?在没有变成虎姑婆之前,哪个女人不是从女儿、媳妇、妻子、母亲一步步过来?掌权之前她过什么样的生活?更何况,掌权之后的婆婆也倒过来磨媳妇,使另一个女人受苦。用这个例子来证明中国传统男女平等简直是幼稚。

  听说你也常收读者来信?

  是啊!女性来信大多表示喜欢。年轻的男人有时候会写“胡美丽我爱你”——很诚恳的。年龄大一点的男人就会写侮辱性质的很难听的字眼骂我。

  不难过吗?

  一点也不。这些人骂我,代表保守的阻力;如果没有这样的阻力,胡美丽的文章也就没什么稀奇了。

  可是当女性来信支持我的观念,我就很快乐;表示台湾逐渐地在形成一个新女性的自觉;很慢很慢,但是比没有好。

  喂,到底是谁在访问谁?龙应台,你别喧宾夺主。谈谈你的异国婚姻吧?!

  那是我的私生活,不想公开。

  你为什么嫁给一个外国人?

  你为什么听交响乐?那是“外国”音乐。

  你对中国男人没有兴趣吗?

  胡博士,结了婚的女人还谈对男人的兴趣吗?你是不是缺乏一点道德观?

  迂腐!迂腐!迂腐2

  结婚并不是卖身、卖灵魂。受异性吸引的本能不会在你.发了誓、签了约之后就消减了。结了婚的女人当然有权利同时喜欢丈夫以外的男人,只不过,为了保护她当初的选择,她或许不愿意让那份“喜欢”发展到足以危害到她婚姻的程度。但是她尽可以与丈夫以外的男人作朋友,甚至作谈心的知交。他们可以坐在咖啡屋里聊天,可以去看场电影;总而言之,可以很自然而亲近地交往。

  我不能想象一对年轻男女结婚签约之后就说:从此,我只有你,你只有我。与异性的来往一刀两断,以后的一辈子,不再有异性感情的存在。

  这种囚禁式的关系不是很可怕吗?

  听说许许多多的女性杂志及电视台都找过你,想作访问,你都坚持不肯“曝光”,为什么?

  我不像你呀,至少还出了一本书,有一点成果。我才写了那么零星几篇短文,算得了什么。我觉得我根本还没有出来“曝光”的分量。

  更重要的原因是,胡美丽还有些“爆炸性”的题目要写——譬如性;写出来大概骂我的人会更多一点。现在就出来演讲座谈的,等于自找麻烦。我希望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写作。

  你喜欢“胡美丽”这个名字吗?

  喜欢极了,因为它俗气;人有俗气的权利。“胡美丽”也是“不美丽”的意思,代表我。

  还是谈龙应台好不好?

  挂铜铃的老鼠

  《龙应台评小说》才上市一个月就印了四版,还上了金石堂的畅销书单。出版界的人士说批评的书卖得这样好非常难得。你的反应呢?

  我写书评其实抱着一个很狂妄的野心:希望推动台湾的批评风气,开始一个锋利而不失公平、严肃却不失活泼的书评,而且希望突破文坛的小圈圈,把书评打入社会大众的观念里去。《龙应台评小说》有人买,使我发觉或许这个野心并不那么“狂妄”,或许台湾确实有足够的知性读者,了解书评的重要。

  我很快乐,知道自己在为台湾文学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起步。

  不要得意太早!一本书能起多大作用?

  没关系!有起步就好。我一个人的努力,就像一滴水之于大海,太渺小。可是这样一本书传递了几个重要的讯息:它告诉出版商,只要写得好,批评也是有市场的,那么出版商就比较愿意出批评的书。它告诉有能力写评论的作者:批评是可以有读者的,使作者愿意写大家都认为吃力不讨好的评论。它更告诉读者:文学批评并不一定枯燥可厌。

  我迫切地、迫切地希望多一点人来加入我的工作:写严格精确的小说批评、诗评、戏剧评,甚至于乐评、画评。中国人的客气与虚假不能带到

  艺术创作里来。

  你的批评很受文坛的敬重,可是也有不少人说。龙应台这么敢直言,因为她是女的——大家对女性还是“宽容”一点。或说,因为她不会在台湾生根,人事关系就比较不重要。或说,因为她不认识文坛中人,所以没有人情负担。更有人说,她有博士学位可恃,当然理直气壮。你认为呢?

  第一点不能成立。我写了颇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我是男的;没有什么“宽容”可言。

  说我不认识人、不久居台湾,所以能畅所欲言,这是对我个性的不了解。如果我是回来定居的,我一样会写批评。认识了马森之后(而且很喜欢这个人),我评了他的《孤绝》,照样“六亲不认”。马森这个作家也很有气度;他刚巧也同意我对他作的批评,在新版的《孤绝》里就作了一些更改。

  会因为我的专业批评而恨我的人,我不会作为朋友;胸襟开阔的人可以作为朋友,也就不会被我得罪。道理很单纯。

  至于说我有博士学位可恃——对呀!作文学批评,我所“恃”的就是我背后十年的学术训练,不恃这个,我就只有肤浅的直觉与不负责任的感觉可言,怎么能写批评呢?博士学位没什么可耻。

  总而言之,用各种情况来解释“为什么别人能写批评而我不能”,我觉得,是一个软弱的借口。支持一个艺术家的,往往就是一个独立不移的个性,对人情世故过分屈服,就不会有真正的艺术。

  你很自负!

  一点也不!柏杨在好几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呼吁书评的重要。他说了一个故事:几只小老鼠会讨论如何对付一只凶猫;最好的办法是在猫脖子上挂个铜铃,那么猫一来铜铃就叮当作响,小鼠儿就可以躲起来。

  主意是好极了。却行不通——谁去往猫脖子上挂铜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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