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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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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爱勒索 每次隔墙的暴力声音响起的时候, 你都坐在缝衣机前一直皱着眉头叹气。 有一个童年的人,我忘不掉。你记得我们警察宿舍隔壁家的刘叔叔吗? 我们都喜欢他。浓眉大眼的他,穿着警察制服,英挺帅气,一见到我们就说笑话,笑到孩子们个个在地上打磙,爬起来就团团抓着他不让他回去上班。 隔墙 可是,隔着一堵墙,在一个只听得见声音的荒诞空间里,这个可爱的人却变成一个让人发抖的魔鬼。 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抡起棍子没头没脑地打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孩子抱着头边嚎哭边躲;门锁上了,他无处可逃。 若是发生在大街上,路人一定会冲上来救孩子,把施暴者揪送派出所。可是,这发生在家里,在墙内,听见嚎哭声的邻居,认为这是父母在尽自己的责任。 我和他总是一起从学校走路回家的,他先进他的家门,然后我进我的家门。我的白衣黑裙还没脱掉,就隔墙听见他的惊恐惨叫。我在墙的这一边,往往揪着心,无法动弹。 后来渐渐长大了,男孩变成一个自尊心倔强的少年,挨打时只听见刘叔叔的暴怒声和东西撞击的破碎。我知道他一定噙着眼泪,但是死命咬牙,不让人听见他的声音。第二天就会看见他脸上的大块瘀青。 他成绩不好,常常熘到租书摊子上看漫画——有电视的时代,一整排孩子蹲在街头墙角看漫画。刘叔叔刚好路过,暴冲过去,掐住脖子把他拎回家,像拎一只鸡。回到家,也像处理鸡一样,做父亲的用警察的手铐把他的脚铐在厨房的桌脚上,命令他读书,读学校要考试的正经的书。 晚上,那是一堵恐怖的墙。白天,他身上的伤,让我心碎。每次暴怒和撞击声起,我就恨不得你和父亲会冲过去敲门,去拯救他。可是你们不动,你们说,“刘叔叔还是爱孩子的。” 可是,我觉得你言不由衷。每次隔墙的暴力声音响起的时候,你都坐在缝衣机前一直皱着眉头叹气。 后来,有一次在乒乓球间听见刘叔叔说笑话。说玩笑话,他让一个大个子中学生跟他面对面站立,然后要中学生用全身力气打他的耳光。中学生起先不敢,被催促几次之后,怯怯地挥出手,刘叔叔示范回击,打了中学生一个响亮得吓人的耳光,那耳光,像玻璃被石头打破的尖锐,孩子们惊呆了。刘叔叔趁机教育说,日本人练兵都是这么练的。相互打,打得越凶,越有勇气。人格跟体格一样,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父子 几十年之后,没想到竟然在台南街头碰见他。少年已经长成白头,还有点驼背。他扶着一个老人慢慢走着。老人步履细碎,小步小步地磨着地面走,是中风病人的状态。 他认出我来,我们就在路上说话。他从邮局的工作退休了,两个儿子都在国外,他和老婆两个人过日子,最近把爸爸接到家里来住。说话时,他一直紧紧牵着他父亲的手,时不时从裤袋里掏出手帕擦父亲嘴角流下来的口涎。 风吹过来,一阵碎碎的凤凰花瓣洒了我们一身。 唉,很多结局不是这样的,美君。我跟你说瑞典大导演柏格曼的故事吧。 柏格曼有一天在剧院工作时接到他母亲的电话说,父亲在医院诊断出恶性肿瘤,快死了,母亲希望儿子到医院去探视。柏格曼一口回绝说,“我没时间,就是有时间也不会去。我跟他没话好谈,也根本不在乎他,何况,他临终时见到我,恐怕也觉得不爽。” 母亲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柏格曼说,“不要跟我感情勒索,哭没用的。不去就是不去。”说完就挂了电话。 当天晚上,母亲就在大雪纷飞中亲自赶到了剧院,一进来就当众给了大导演一个巴掌。柏格曼对母亲道歉,然后母子俩说了一整夜的话。 四天之后,猝逝的竟然是他的母亲。柏格曼到医院去见了父亲,但只是去传达母亲的死讯,说完就走。 这样痛苦的、折磨的亲子关系,不会没有来由吧? 折断 柏格曼就是个在惩罚中长大的小孩。他父亲是个牧师,用最严厉的规范管教子女,而且依循宗教的仪式。孩子犯错后,第一要求他忏悔,第二进行当众惩罚,最后由父王赐予宽恕。譬如说,小男生柏格曼尿了床,大人就给他穿上一条红色的小短裙,让他穿一整天来做罪行示众。如果孩子们打架,大家就被召集到父亲书房里,先进行审讯,然后一个一个发表悔过,最后拿出鸡毛掸子行刑——每个人自己说自己应该被抽打几下。 “刑度”确认了之后,女佣把一块小褥子摊开在地,孩子必须自动扒下裤子,趴到褥子上,这时有人会按住你的头颈,然后施刑。抽打是认真的,,孩子被打得皮开肉绽,撕裂的皮和煳煳的血肉黏在一起。下一步,不管你怎么痛怎么哭,你得前去亲吻父亲的手,由他来宣告你被宽恕了,除罪了,你才得救。带着糜烂流血的伤口回到卧房,不准吃晚餐,那是惩罚的一部分,但是,柏格曼说,全部加起来都比不上这一整天的当众羞辱来得痛苦。 柏格曼幼时最恐惧的惩罚,是被关进一个黑暗的橱子里去;那个橱子里,大人恐吓他说,养着一个专门吃小孩脚趾头的怪物。犯了错的小柏格曼被关进去,死命抓着里头的吊杆,勾起脚,整夜不敢放手,就怕脚趾头被怪物吃掉。 孩子面对暴力和恐惧,本能地寻找活下去的办法。柏格曼的哥哥个性强,试图反抗,做父亲的就用更强大的意志力“折断”他。柏格曼的妹妹则变成一个彻底乖顺、服从的人,而柏格曼自己,他说,他很小就决定做个“大说谎家”,以蒙骗和伪装来保护自己。 他到父亲临终都拒绝和解。这么比较起来,刘叔叔是幸运的。但是和我一起上下学的那个少年呢?他是不是早就被“折断”了? 防空洞 再跟你说卡夫卡的故事。你记得吗?我的少女时代,读的是卡夫卡的《脱变》。小说里,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条虫,读来惊悚无比。很多年之后,把卡夫卡《给父亲的一封信》和小说《锐变》并着重读,才知道,啊,原来《锐变》里完全失能的一条虫就是卡夫卡面对父亲“暴力统治”的精神状态。 小男孩卡夫卡有一晚一直闹着要喝水,不见得是真的口渴,而是希望引大人关注。喝斥几次不停之后,父亲冲进房里,把孩子勐力从床上抓起来,丢到阳台,把门反锁;穿着睡衣的小男孩就整夜被丢弃在外面。 从此以后卡夫卡就彻底“乖”了。长大后的卡夫卡变成一个不开口的人。小时候,回到家,只要提到在外面任何一件让他有点开心的事,父亲就会用极尽嘲讽的音调说,“哼,这也值得说吗?”他不敢流露喜悦,因为会被戏弄;他不敢提及委屈,因为会被斥责。他只要一开口,就会被父亲当众羞辱,他先失去开口的勇气,最后失去说话的能力。《蜕变》里的他,是逐步失去人的能力的。 卡夫卡一辈子活在“我一文不值”的自我蔑视中。他给父亲的信里说: 我的世界分成三块:一块是我身为奴隶,活在一堆永远无法达成的命令之下。一块是不断对我下命令而且永远在批评我的父亲。第三块就是全世界那自由快乐的人我永远生活在取辱之中。遵从你的命令是取辱,因为你的命令是针对我一个人设置的。反抗你的命令更是和辱,因为我怎么可以反抗你?如果我遵从命令而做不到,那就是因为我不及你的体力、你的胃口、你的技术,而这就是耻辱中的耻辱了。 卡夫卡想像自己摊开一张世界大地图,父亲的身体就横跨在地图上,只有父亲身体覆盖不到的地方,才是他可以呼吸的地方,但是父亲占据了整张地图。 写作其实是逃亡。卡夫卡的父亲痛恨儿子的写作,因为那是一个他自己陌生的领域,在掌控之外,但卡夫卡心里却暗喜,因为正是父亲的痛恨证实了他自己独立的存在——写作是他的防空洞。 美君,读卡夫卡给父亲的信,我不断想起刘叔叔和他的儿子。 藉爱 张爱玲被自己的父亲暴打时,已经是一个快要二十岁的大人了。用今天的眼光看,根本就是一种刑事伤害罪,但那既不是张爱玲的第一次,也不是稀有的家庭现象。你看她怎么描述: 我父亲蹬着拖鞋,啪达啪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我母亲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我回到家里来,我父亲又炸了,把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掷来,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瓷……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徒刑在空房里…… 所谓暂时的徒刑,其实长达半年,而且还包括张爱玲在徒刑期间患了疟疾,须要治疗,做父亲的不请医生,只是私自打针,仍然关着她。 不知道为什么跟你说这些,大概是因为,那堵墙,那堵代表暴力和恐惧的墙,也成为了我的伤害,一根刺扎在记忆里。在大学路上看见暮年刘叔叔父子手牵手的景象,你说是和解?还是斯德哥尔摩症的折断与屈服? 我觉得,美君你会对我说:藉爱勒索,是勒索,不是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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