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79)_龙应台

七九

　　客运车颠簸得厉害，因为那是一条千疮百孔、坑坑洞洞的公路。尤其是雨后，三步一大坑，五步一小坑，每个坑里都是黄浊的泥水。戴着斗签骑着单车的路人无处闪避，就被喷得一头一脸。泥人倒也不发怒，用袖子抹抹脸，继续骑车。

　　到了台南市中，发现台南市最好的初中也没什么了不起。苑里初中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苗栗县的老几，可我这转学生来到这里照样名列前茅，说明苑里初中才是真正不吹牛的好学校呢，是不是？

　　黄昏，我带着插班生的落寞再度搭上台南客运往回家的路上。天色墨黑，在盐埋那一站，上来一堆叽叽喳喳的女工。她们兴致高昂地和同伴们呼来喝去，学生却被书包压得委顿安静。我疲倦地把头靠着窗，脑后有个人嘴里像念经一样地在背中国朝代的顺序。高中联考就要到了。

　　先到的是台风。狂风挟着暴雨，好像天上破了个大洞；而这是滨海，还有海啸和海水倒灌这我不曾听过的东西。在狂风暴雨中，中国的好青年依旧背着书包上学去；开始淹水了，才让我们提早回家。回到茄萣，车门打开，我一跤跌进水里，原来洪水已淹到胸部，倒灌的海水把村子像泡菜一样浸渍起来。

　　我从街上游泳回家，一路上漂着人家的瓢盆桌椅。孩子们拿着脸盆在捞鱼虾；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吗？几千亩水塘里的鱼虾螃蟹都流到街上来了，也流进住家的卧房和澡盆。黑鼻叔撑着竹筏滑过来，筏上有三只湿淋淋的黑毛母猪，他正准备将它们堆到屋顶上去。

　　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一阵，发觉裤脚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表示地下排水系统与都市计划配合得相当密切，这大概是个先进国家。如果一场大雨使你全身泞泥……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是个“开发中”国家。

　　——《人在欧洲》，1988年

　　台风过后，所有的椰子树都死了。叶子垂下来，树干浮着一层白白的海盐。卫生所派出的清洁队员已经清过阴沟，黑色的污泥翻上来，在阳光下发出阵阵的臭味。淹死了的猪和狗躺在街边；要开始喷消毒剂了。父亲带着手下几名警察，挨家挨户地去检查清洁。

　　晚上，做完功课之后，就听见街上喀啦喀啦的木屐声；嚼着槟榔的少年郎三五成群地在街上溜达。乡里除了一个脏兮兮的戏院之外没有任何去处。海滩，对渔民而言，只是个工作的场所，而且那儿有嗜血的蚊子。少年郎喀啦喀啦地过来，少年郎喀啦喀啦地过去。十八年之后我到了日本，才恍然大悟那茄萣少年郎脚上穿的竟是正宗的日本木屐。台湾就这样保留着斑驳的殖民地遗风。

　　“我们做什么呢？”我问另一个十五岁的女孩。

　　“我带你去四健会。”她说。

　　我们到了下茄萣阿珠家。肥胖的阿珠正坐在地上结渔网。她把三个女儿都卖到高雄市政府后面的“菜店”去了；卖掉了第三个女儿，她就起了这栋楼房。

　　三楼厅里已经坐了一圈人，都是年轻的女孩子。为首的一个稍微年长，正在谈毛衣编织和白毛猪黑毛猪的优劣；见到我来了，便向我介绍什么叫四个“H”，四健：健心，健手，健……忘记了。她的意思是，美国的四健会可以帮助我成为一个手脚勤快、身体健壮的妇女来促进农业生产。

　　要等到十年之后我到了美国，才知道这四健会和美国新闻处一样是美国大帝国伸向第三世界的小小触角。

　　十二岁以上的女孩子就要学习规矩了。坐时两腿紧并，睡时只能侧躺，两腿合拢。鲲鯓的母亲如果发现女儿睡觉时张开大腿，女儿马上要挨打或挨骂。女孩子说话要轻声，笑时要用手遮嘴。到了晚上，年轻男女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就在街上溜达。男孩一群，女孩一群，不相混合。群体和群体之间也许会勇敢地交谈一两句，但男女单独约会却绝不可能。

　　——《鲲鯓》

　　我的母亲也开始编织渔网了。她虽然是警察“大人”的妻，虽然讲的闽南话有浓厚的外省腔，她却和驼背婶、金水嫂一起坐在地上，一边天南地北地聊天，一边手脚麻利地结网。当缴学费的日期接近的时候，她清晨4点起床，给孩子们准备好早点和便当盒，就开始打渔网，一直打到夜里12点。每天编织近二十个小时，密集地连续编十天，她就可以打完一张完整的大网，工钱是八十块钱新台币。

　　“我手快，一天可以赚八块钱呢，”她得意地说，接下我的书包，“驼背婶一天只赚三块钱。”

　　她的女儿要上高中了。不知要几张渔网的钱才能缴清学费。

　　1967年9月

　　1967年9月。台南的凤凰花在火红的盛开之后渐渐零落。

　　……全国各地武斗愈演愈烈……5月15日，宜宾进行大规模武斗，成都万人支持；重庆也进行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各种常规武器，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武汉从1967年6月4日至6月30日，死一百零八人，伤二千七百七十四人……

　　——《大崩溃》，李逊著，1996年

　　在柏林，二十岁不到的西德青年杜恩加入了一个救援东德逃亡者的地下组织，潜入东柏林。他和同伙在一栋房子的地下室里挖地道。快挖通的时候，公安来了。那是1967年9月，杜恩在东柏林的监狱里坐了一年半的牢。十五年之后，他是德利银行派驻台北的分行代表。

　　1967年9月，我穿着白衣黑裙，坐在台南女中的礼堂里，两手平放膝上，听女校长谆谆告诫要如何做一个端庄娴静、彬彬有礼的“淑女”。

　　我其实已经是一个“淑女”。我不交男朋友，男孩子表达爱慕的信寄到学校里会被老师拆开、大声朗读、公开羞辱。我最惊心动魄的“爱情”是在十六岁那年接受了一个十七岁的茄萣少年送来的一只黑猫，猫脖子上有一张小卡片：“让这只猫替我陪着你。”到今天我仍认为那是我所受过的最美丽的礼物。十七岁的少年后来也离开了茄萣，成为台北大医院的精神科大夫。

　　我循规蹈矩，头发不敢长过耳垂。一个天生卷发的女生被老师讥笑为“爱漂亮”，她第二天剃了个大光头来上课。我没有她的勇敢。我不偷偷抽烟，表示叛逆，因为我嫌烟味难闻。我不懂什么叫摇滚乐，因为，嗯，四健会只教了我跳土风舞。我不嚼口香糖、不喝可口可乐、不穿有跟的鞋子紧身的衣服，不认识一个去过美国的人或者一个在美国有朋友的人；我说话不夹带刚刚学来的英语、不耸肩表示“无所谓”，不扬眉毛表示“不敢苟同”，不听到音乐而摇摆身体……当然，不怎么会跳舞。

　　儿童少有玩具，即使有，多半是自己做的。譬如风筝极普遍，但我没见过买的风筝：都是自己用旧报纸和细竹枝糊成的。我也不曾见女孩子玩娃娃，虽然我们美国孩子玩的娃娃都是台湾制的。以树枝或细棍打脚是最常见的对孩子的惩罚。打脸或头则是严重的。另一个惩罚方式是恐吓要把孩子送给别人收养。自从我在村子里出现之后，鲍始的父母骂小孩时会说：“把你送到美国去！”显然是个非常可怕的惩罚，因为小孩反应很激烈。

　　———《鲲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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