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80)_龙应台

八〇

　　但是，我总会做什么吧？是的，我和同学谈方旗和余光中的现代诗、林怀民的小说、新潮文库的翻译书。我们读罗素、卡夫卡、王尚义。我们编《南女青年》，在上面写一些半生不熟的、假兮兮的谈齐克果和存在主义的文章。下课时，我躺在校园里的椰子树下看天空里白云的浮动。放学后，我们到延平郡王祠去散步，看看郑成功手植的那株老梅树。真正要回家时，我就到中正路上去搭车。总要穿过孔子庙，总要从“全台首学”的横匾下经过，也总要对庙门内那几株覆盖亭亭的大树看上几眼。

　　在中正路的五福特产行门口等车。路的中线有栏杆挡着，不让行人穿越马路。我无意识地望着流过的车水马龙，突然吃了一惊，赶忙将发现告诉身边的朋友：“你看奇妙不奇妙，从我们眼前过去的车子全部都是一个方向。”我指向右边。朋友看看车，看看我，半晌，说，“如果我们换到对面去站，所有那边的车子也是一个方向。”她也伸出右手。

　　过了好一会儿，她实在忍不住，问道：“你，今天才发现？”

　　在五福特产行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一个黑人。他坐在门边端看一个中国布偶。引我注意的是他头上的帽子，挺奇怪的帽子，由一圈一圈鬈曲如羊毛的黑绒线织成，紧紧箍着他的头，我悄悄在他背后用手碰了下那顶帽子，吓，那竟是黑人的头发！

　　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联考的时间越来越近。我除了读书之外，还是读书；三民主义和地理历史读得我受不了的时候，就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们》和赫塞的《流浪者之歌》。什么书都读不下去的时候，就写日记。1968年，当布拉格的年轻人被苏联的坦克车驱赶的时候，我趴在床上写字：“……这种苍白的生活令我窒息。十七岁的日子不应该是这样的吧？整个灵魂是空的，轻得教人难以承受……”

　　当然，我不清楚布拉格在哪里，没听说过“布拉格的春天”，不知道有苏联坦克，更没梦想过昆德拉。我只是披衣而起，从后门走到茄萣海滩，坐在黑暗的沙滩上抱着腿掉眼泪。

　　1970年夏

　　台南，明郑时的首都，在20世纪初逐渐失去其政治地位，但一直是成长型都市；包括近郊之渔村及农村，共有三十万人口。沿海一带因土质过咸，除番薯外无法耕植，故形成渔塘作业。台南气候属亚热带，冬季气温在华氏五十四至七十七度间，夏季平均温度为华氏八十二度。夏季并不酷热，因有海风、台风及夏雨所致。

　　——《鲲鯓》

　　1970年的夏天，我以为我要到台北去了，因为多数的大学都在台北。联考一放榜，我竟是成功大学的学生。联考志愿表上依序填的是台大、师大、政大和成大的外文系，所以成大是第四志愿。我的英文考了九十多分，数学却只有十分，第四志愿也算公平吧。我离开了茄萣，在台南赁屋而居。

　　1970年，保钓运动开始，台独联盟在纽约成立总部。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1972年，“中华民国”与日本断交，台大哲学系事件、成大读书会事件发生，1973年，越战使美国越陷越深，已不可收拾。1974年，“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但高层斗争更趋激烈。

　　我呢，骑着一辆单车，逛到光复校区去看花开正盛的一丛九重葛，揣摩“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滋味。逃课时，到榕园的老树下躺着想心事。晚上赶到全美戏院看场老电影，戏散后沿着民族路的夜市场推着车回家。周末和工学院的男孩子们去虎头碑、乌山头、关子岭郊游，寒暑假参加救国团组织的各种育乐活动。国民党滴水不漏地掌握着大学校园；它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知道，它不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成大是台南唯一的大学，我也就不可能从其他的校园听到任何耳语。

　　在校内参加社团倒是被鼓励的。我和土木系的赖世声组织英语会话组，每星期请一些美军太太来校园里和学生以英语交谈。我们骑车到老远的大同路底去揿人家的门铃。次数多了，我也厌了，便借故不去。有一天，赖世声就跑到育乐街住处板着脸孔教训我：“你的责任感呢？这一点都承受不了，将来能为国家做什么大事？”

　　他稚气却认真的脸孔至今在我脑海中。那是台湾的70年代；我们都是十八岁，我们都读蒋梦麟的《西潮》、罗家伦的《新人生观》、蒋廷黻的《青年的力量》、胡适之的《丁在君这个人》。

　　……青年们，你们的苦闷，岂不是因为你们感觉自己的力量不够？你们的企图很多，你们要为自己找光明的前途，同时你们要为民族国家打开一条向上的路……我劝你们先从培养自己的力量下手。

　　——蒋廷黻《青年的力量》

　　我们不知道除了蒋梦麟等人之外还有我们读不到的陈独秀、翟秋白、李大钊，甚至鲁迅和沈从文，但是我们那么深信不疑：今天在大学里所有的知识累积和人格锻炼都是一种准备，让我们有一天能顶天立地地为民族付出，为国家奉献。

　　立在20世纪末回顾70年代的校园，才发现我们这一代如何深受“五四”青年的直接影响，而70年代的理想主义又如何直接塑造了90年代的台湾社会。这一个世纪的足迹竟然如此清晰地一脉相传。

　　我勉为其难地又跨上单车，一步一步踩到大同路底。

　　台南美国新闻处招考十名英语特优的大学生，由处长亲自指导读书讨论会。赖和我都考上了。上课第一天，世声竟然以质问的口吻问处长：“你开这个讨论会有什么意图？”

　　美国人愣住了，我更是惊诧。台南美新处在半年前，1970年1月，被炸，谢聪敏、魏廷朝、李敖以涉嫌罪名被捕，我一无所知。美新处这个机构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帝国主义与依赖理论，我毫无概念，当然无从理解赖对处长的敌意和疑虑。他毕竟是“中华民国”‘参谋总长”的儿子，他毕竟是台北人。

　　留学生为什么一出国就“变”？因为在一个言论受到操纵控制的社会里，选民的知识就像饲料管中灌输下来的猪食，是强喂的，而且只有那么一种。

　　——《野火集》，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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