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70)_龙应台

七〇

　　◇第28　中国人，你为什么自卑？

　　怀硕老友：

　　读你批评我的文章，有时光错乱之感，好像回到写《野火集》被攻讦的时代，那已是十年前了。怀硕，你没长进。

　　先谈你对我人身攻击的部分，所谓“外国人干政”云云。你应该知道我只有一本护照，没有任何其他国籍。当我给李登辉先生写公开信的时候，我是以一个百分之百的台湾公民的身分出发的，没有什么“外国人”或“华裔”的问题。但这并不代表我有特别的爱国情结；未入美国或德国籍，只是因为我懒得去填表盖章排队。如此而已。

　　被迫这样的披露自己，使我觉得尴尬而愚蠢。你知道这是什么时代了吗，怀硕？你谈的还是“拥抱苦难的人民”、“使命感与牺牲奉献”、“改造社会”……这完全是中国知识精英的语言，从古时的士大夫到五四运动到80年代中期的台湾。这种语言所反映的是知识精英高高在上的特殊自觉与身分：人民是苦难而无能的，而掌有知识权力的精英必须去“拥抱”、“牺牲奉献”、“改造”人民。但是90年代的台湾社会已经发展出前所未有的富裕和知识权力的普遍享有；人民不再苦难无能，知识精英也不再高高在上。究竟谁需要谁的“拥抱”？恐怕是那不甘寂寞的精英自己渴求人民的拥抱吧！

　　一个民主宽裕的社会不需要它的知识精英去扮演英雄救国救民。知识精英和社会阶层各行各业一样，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专业，就是奉献，自然的正常的奉献，不是热血奔腾、歇斯底里的牺牲。台湾的发展已经超越了那个等待英雄拯救与拥抱的阶段。

　　你还认为，“在本国土地上与本国人民一起努力”，才是唯一正当的报国方式。对不起，怀硕，一个民主宽裕的社会应该无所不容；即使是一个对报国毫无兴趣的人也有他立足之地，而有心报国的人更有无限的可能。托玛斯·曼对德语文化的付出超过千百个他的同侪；但是托玛斯·曼入了美国籍，他正是你所指责的“外国人”！

　　至于微小的我，在这篇文章刊出时，正在飞往台湾的半路上，我不屑于告诉你这是什么“共赴国难”；我不是个爱国红卫兵。我为私人的理由去国，也为私人的理由归国。我的归国，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想念黑巷里的茉莉花香和清晨街头的油条烧饼，也不见得比什么“拥抱苦难的人民”来得不崇高。任何崇高的、慷慨激昂的理想，在我的理解，最后都无非要为卑微而平凡的个人服务。

　　谁说回馈社会只有一个模式？一个健康而自信的社会应该可以告诉它的人民：“海阔天空，发展去吧！”回馈来得自然，无需强求。只有极度贫乏而自卑的社会才会在自己周围建起围墙，划清我族异类，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

　　在我看来，中国人只要争气就可以，不必非得守在那假想的围墙内。已经开阔了胸襟的台湾人，更没有自卑的理由。

　　你说呢，好朋友？

　　应台（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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