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笔记(90)_林达

九〇

　　5月22日，委员会在教育制度上陷入严重僵局。这天晚上，民主联合会的四个代表、社会党四个代表相约在马德里何塞·路易斯饭店会面，在饭桌上讨论分歧。两大党都算中间派，但前者偏右，后者偏左。这顿饭吃得通宵达旦，到第二天清晨达成了一系列妥协：所有涉及宗教问题的分歧，包括教会的独立、教育、离婚、堕胎问题，都达成了妥协；对劳资关系，对拒绝参军的良心反战者，对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等，也达成了妥协。尽管另外两党没有参加这次“何塞·路易斯之夜”，却预先和他们通过气，并且得到这两个政党的支持。他们承诺，不管结果如何，他们都认可两大党达成的妥协。

　　经过一百四十八个小时的议会辩论，总计一千三百四十二次演讲，议会宪政事务委员会终于在6月20日完成了修改稿。

　　7月份，“求同联盟”七君子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年。议会对最后修改稿进行了审查、表决。只有两票反对，十四票弃权的主要是右翼人民联盟的代表。宪法文本给送到参议院，参议院通过时做出修改。议会再将这些修改结合到原先文本中。

　　首相苏亚雷兹对议会说：“宪法，作为民族和谐的表达，必须通过一致认同而达成。”

　　1978年10月31日，宪法文本终于以压倒多数通过。在最后投票中，五个右翼人民联盟的代表和三个巴斯克代表投了反对票，十二个巴斯克代表缺席弃权。

　　西班牙制宪的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它们跨越了许多认识的、利益的沟坎。当年，就是这些迈不过去的沟坎，酿出内战。今天，西班牙在证明，历史记忆也可以起到正面作用，他们在吸取教训。制宪期间，西班牙左右各党派都在以历史记忆为鉴，促使和解。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制宪过程中一再发表文章和演讲，回顾并一再坦率承认第二共和时代自身和其他政党所犯的错误，回顾内战对西班牙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回顾因内战而推出的独裁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停滞、障碍。正是历史，促使西班牙政治家，无论有多大的分歧，终于没有放弃努力，得到了一部宪法。

　　我有时候想，激烈争执后妥协的宪法，比没有争执的宪法要靠得住。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要是不浮上表面，不是被一强势压死，就是大家不把宪法当真。西班牙人在制宪过程中争个面红耳赤，这表明以后他们是打算认真实施的。

　　1978年12月6日，西班牙全民公投通过宪法。百分之六十八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只有百分之七点二的人投反对票。1978年12月27日，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签署宪法。西班牙王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正式确立。

　　此时此刻，人们会想起，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在一次呼吁支持宪法的群众集会上的话：“今日西班牙之民主，尽管还丑陋，却要比那埋葬了的过去，好一千倍！”

　　西班牙宪法于1978年12月28日生效。同一天，首相苏亚雷兹发表电视讲话。他在电视上宣布，他已经请求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下令解散议会，启动新的选举。这具有象征意义，这是在制宪以后，按照新宪法规定实行的第一次选举，具有更确定的合法性。通过这次选举，苏亚雷兹本人从1976年国王个人任命的首相，到1977年第一次大选当选的首相，再变成制宪以后按照宪法规定当选的首相。这一变化将象征着西班牙从君主制转变成君主立宪制。

　　1977年第一次大选后，就在西班牙国家范围内形成左右对称的两大党两小党竞争的局面，大党一左一右处于中间地位，形象更温和，小党一左一右处于两端，形象更激烈和极端。这种温和和极端，既是政党本身党纲诉求的结果、是自身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遗产，是民众的历史记忆。

　　1979年大选，没有意料之外的情况。原来的四大党派，三个选票微升。明显失落的，是右翼的人民联盟，选票从1977年的百分之八下降到百分之六点一，议会席位从十六席下降到九席。民众仍然倾向于温和的中间党派，既要开明改革，又要保障民生和稳定。最醒目的对比，是共产党选票的微升和右翼的人民联盟选票的下降。

　　这当然和两党的形象调整有关。1977年选举后，共产党在卡利约领导之下，明确地表示支持民主进程，和以往的形象渐行渐远。这是1979年共产党在大选中成绩显著的原因。但是，内部责难和分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八十年代，西班牙共产党分裂为几个党，在全国范围内分量下降。

　　右翼的人民联盟，经历刚好相反。他们聚集着一批佛朗哥时代的官员。“运动”解散后，原来“运动”旧部也加入进来。他们在佛朗哥死后失势，国王和首相显然都不喜欢他们。此刻，反而是右派们感觉自己受压制，感觉西班牙社会把佛朗哥看成一种“原罪”。他们认为，民主化的结果在完全否定佛朗哥时代，民众义无反顾地抛弃佛朗哥是不公平的。1977年大选后，他们以为，这都是左派“宣传”的结果。他们想扳回来。

　　于是，1977年后，人民联盟中的一些激进分子，走了一条相反道路，表现得更为激进。在公众集会上，带领追随他们的民众，呼喊“佛朗哥，佛朗哥！”其结果是，1979年大选他们几乎被选民们抛弃。

　　新制度的特点，是唯有自己才能判自己的政治死刑。只要你有能力反映民意，做民众的向导，早晚有一天民众还会追随你的。从这次惨败开始，右翼开始学着适应游戏规则。他们仍然有上台唱戏的机会。

　　西班牙完成了政治制度的全面转变，确立了新的君主立宪制。这是苏亚雷兹个人政治生涯中值得骄傲的成就，也是西班牙大众和政治精英的共同意愿。回想起来，能在短时期内完成转变，也离不开佛朗哥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的，西班牙对为赶上时代而做的长期准备。佛朗哥是一个独裁者，可是西班牙在佛朗哥时代的前期和后期是不一样的。在佛朗哥生前，西班牙已经是一个经济发展、开放的国家。在变革进程开始的时候，体制内的佛朗哥旧部，不是顽抗变革，而是率先组党。这一刻，你不能不想到，他们的领袖佛拉加在1966年就推出了取消预先检查制度的新闻法。

　　自由的空间大了。可是自由和秩序往往是互为代价的。政治改革是一个解禁过程，会带来极大的社会变化。尤其在刚刚开始的时候，社会的调节，根本跟不上变化的速度，人们无法适应。在这个宗教根深蒂固的国家，“突然间”，历史学家评论说，西班牙人“把重获自由当作一种发泄”，不仅色情刊物泛滥，而且社会治安直落谷底，刑事案直线上升，警察束手无策。出租车不敢搭载单身客，怕给“干掉”。在瓦伦西亚和巴斯克地区，则恐怖活动日益猖獗。

　　真正的考验，是在制度转型以后。就像必须生一次大病一样，活过来，改革才像获得免疫力之后的婴儿，算是能够长大了。在1979年大选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一切都如期发生了。

　　这次考验，围绕苏亚雷兹而发生。起因就是在整个民主化过程中，始终显得“别扭”的巴斯克地区。

　　虽然时间紧迫，可是在心里，我们一直在为去巴斯克的行程准备理由。它在北方，很远。可是，正因为远，没有去就很不甘心，觉得这是西班牙非常重要的一块土地，应该踏踏实实在上面走过，才比较放心。再者，后现代建筑思潮之后，我们最想看一眼的闻名世界的未来主义建筑古根海姆博物馆，就在巴斯克的毕尔巴鄂（Bilbao）。还有，就是“埃塔”和巴斯克独立运动，声名在外，我们实在好奇。

　　在塞维利亚，我们把以后各程的火车票一次全部买妥。买票的时候语言不通，就在纸上写明：日程、地点。地图上，毕尔巴鄂有并列两个地名，先是Bilbo，再是Bilbao。我们写了Bilbo。售票员是个面善、耐心的中年人，看着地名开始摇头：没这个地方。我们只好干脆掏出那张巨大的西班牙全国地图指给他看，于是他写下来：Bilbao。我们笑起来，这又是巴斯克语和西班牙语之争了。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