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笔记(89)_林达

八九

　　盟约的政治部分是一些有关立法的意见，目标是要把政治改革导入法治的轨道，最终实现新宪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修正了对公共秩序法的定义，定义为“在自由、和平、和谐地享受民权和尊重人权”基础上的公共秩序。政治改革还包括警察的改造，将民卫队置于内务部之下，而不是军队控制。

　　它开创了新的政治运作形式，就是坐下来，谈到能达成共识为止，这就是“求同政治”。这种方式在西班牙历史上从未有过，此后却屡屡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一年后的制宪过程中。西班牙的政治不再是斗争的，而是竞争的合作的共同参与的政治。游戏规则建立起来了，参与者明白犯规才是犯规者的自杀。

　　这是苏亚雷兹在改革进程中期的关键时刻，依靠在野党和反对派来对付经济困难。执政方作出一些承诺，其条件是民众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忍受经济困难，在野党不恶意利用经济困难和民众的失望来给执政一方制造麻烦，而是帮助政府说服群众忍让。事实上，这次盟约的执行，在短期内有利于政府调整而不利于民众。民众是生活艰辛的实际承受者。特别是共产党这样的左翼政党，没有从盟约中得到什么，却放弃了他们本来可以利用这种形势扩大影响力的机会，实际上是反对党作出了很大牺牲。卡利约坚持这样做，不仅是他的思路转变，还表现了一个诚实政治家的底线：归根结底，你是要什么？如果是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那么，当你确信协助政府渡过难关，符合民众的长远利益，那么妥协与合作，就是一个诚实的政治家的自然选择。

　　蒙克罗阿盟约让我们对西班牙人刮目相看。当时，距离佛朗哥去世还不到两年，距离大选之后不过四个月，落选的各党，还在吞咽失败的苦果，其中有佛朗哥时期的权势人物佛拉加，有最大的两个在野党，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给苏亚雷兹一个“好看”，而且名正言顺，在野党代表民众抗议，为民请命，天经地义。我们看到过多少新生的民主实验中，在野党能煽动就煽动，能开打就开打，哪里肯做这样的配合。西班牙民主改革最困难的时候，失业率几乎接近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水平，西班牙却忍了过来。由于蒙克罗阿盟约，西班牙政治改革在经济极为困难的七十年代顺利展开。西班牙人能如此走下来，实在令人惊讶。

　　大选之后，西班牙历史上遗留的很多矛盾还没有触动，这些矛盾恰恰隐含着各政党之间的深刻分歧。按政治改革法，大选后民选议会要制定新宪法。这部新宪法要回答一些基本问题，如天主教会和国家的关系、王室的地位、教育和教会的关系，以及地区自治的程度问题、土地问题、经济和社会福利问题，等等。历史上，第二共和国就是在这些问题上无法妥协，造成了内战流血。

　　制宪又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制宪过程，先是指定了各大党的七个代表起草宪法。起草委员会被称为“求同联盟”，其中包括最大党民主联合会三人、社会党一人、共产党一人、右翼人民联盟一人、加泰罗尼亚政党一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没能把巴斯克的政党代表拉进来。

　　1978年1月，起草委员会就完成初稿，它故意回避了一些尖锐对立的问题，以待下一阶段的党派协商。然后，起草委员会开始逐条讨论议员们提出的一千三百三十三项修正意见。

　　这时，求同联盟的七君子开始产生分歧，主要是地区自治、教育和教会问题。这些分歧一时无法求同，越讨论分歧越大。1978年3月7日，社会党愤怒撤回代表。加泰罗尼亚代表向自己的党报告说，委员会意见纷纷，唯一还有一致认识的是，我们最终必须完成这项工作。剩下的六人苦苦纠缠，最后出来一个修改稿。4月10日签字，社会党代表也回来签了字，总算没有分裂。

　　但是，这还不是议会能接受的宪法。

　　西班牙的立宪非常困难。因为这曾是一个以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家，别的地方可能是冷静的政治议题，这里是牵涉信仰、是很伤感情的事情。

　　假如看看比邻的法国，论宗教历史一样悠久。可是，法国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对教会的消解是启蒙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国大革命来得早，虽然有过回潮，可是回潮是暂时的，法国五次共和，一路接上了现代化，宗教是在一路后退。西班牙完全不同，革命的冲击非常短暂，佛朗哥追求的就是“传统的西班牙”。千年来，西班牙的宗教传统几乎没有中断过。而西班牙人，几乎天生就充满宗教热情。这种对天主教的热情，从西班牙通过移民燃烧到南美，再从南美进入本是新教天下的美国，连我们都能感受到。

　　我们在法国和西班牙，都去过许多教堂，感受完全不同。法国的教堂是肃穆的，你会向上仰视，全身心地离开尘世。法国是哥特式教堂的发源地，一些早期的教堂，形制还不成熟，并不如此完美。西班牙的哥特式教堂，发展相对比较晚，反而直接接过了法国哥特式教堂的成熟形制。不论是巴塞罗那主教堂，还是一些很小的小教堂，反而在造型上十分完美。可是，如果看惯了法国教堂，有时候，西班牙教堂会让你感觉装饰过度，肃穆因此被冲淡。高迪的圣家族教堂，在任何地区或许都是奇怪的、过分的，只有在西班牙，它恰到好处。我总是隐约觉得，站在西班牙教堂里，向上的飞翔不是绝对的，尘世在拖住他们。

　　西班牙人的热情可以是洋溢而泛滥的，宗教和世俗缠绕在一起。西班牙人热爱圣母，她是他们心目中神圣纯洁的女人，她的位置是西班牙最理想的尘世和神界的过渡，象征着西班牙的宗教精神。他们对圣母的赞美和崇拜，也是半神半人的。一年中不论什么时候，总有一些地方、一些街道，在抬着他们的圣母游行，他们竭尽所能给她装饰，绣着金边、缀着银线、戴着各种各样美丽的花朵。她是他们的神，也是他们的母亲、妻子、女儿。西班牙人为圣母骄傲而谦卑，谦卑地感受骄傲。

　　长久以来，佛朗哥的国家不是政教分离的。所有的学校，包括公立学校，都多多少少带有教会学校的性质。宗教戒律和法律没有完全分开。违背宗教戒律，在西班牙可能就同时是违法。宗教文化渗入这块土地，佛朗哥上台的时候采取的对宗教的态度和强制政策，甚至是他顺应民心的地方。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使西班牙的宗教离开政治，无论如何也是时候了。可是到了操作层面，有民众的宗教文化感情问题，也有细节操作的困难。天主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如何重新划定；政教分离，要分离到什么程度；天主教会和教育的关系；天主教会原有的戒律，如离婚、堕胎等，法律是否仍然支持，对西班牙人，都是大问题。

　　宗教之外，当然还有属于世俗世界的纠纷：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农业和土地改革问题，还有最为棘手的地区自治问题。

　　西班牙制宪进入第二阶段，从5月开始，议会宪政事务委员会的三十六个成员开始公开讨论。这是需要极大耐心的一场讨论。总的来说，中间派占上风，虽然好几次到了分裂边缘。激进观点渐渐被边缘化，特别是右派人民联盟和巴斯克民族主义政党，他们逐步成为少数，他们不肯退让的主要原因是教会与教育的关系，以及区域自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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