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笔记(81)_林达

八一

　　1975年，政府中的右翼强硬派在巴斯克大肆镇压，人心惶惶。而极端分子的恐怖谋杀案也急剧上升。秋天，西班牙政府通过了一个反恐怖法，根据这个法律，陆续判决了十一个巴斯克人死刑，等待处决。他们的罪名是涉案谋杀，也就是涉案参与恐怖活动。我们查了这个时期的各种资料，发现无论是当时或事后，论及这个案子时，几乎没有人关心这十一个人的谋杀罪案情，而是一致谴责这样的判决。

　　其根本原因，就是西班牙的司法制度在它的政治制度的影响下，和现代司法严重脱节，实在无法取信于民，也无法取信于国际社会，西班牙的司法还是封建社会的衙门。

　　这次的十一个死刑，基本上是所谓军事法庭判出来的。这十一个人里，有两个是怀孕妇女。既然没有独立司法，当然是政府操纵一切，被告没有应有的权利，法庭严重存在根据政府需要杀鸡儆猴的倾向。这样的审判和判决，在现代国际社会看来，简直是草菅人命。而在西班牙政府一方，又认为只要是“符合国家利益”，当然是政府说了算；对这样的犯罪分子还要谈什么被告权利，所谓审判本来就是一个形式。

　　于是，这一死刑案件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切。在外界压力下，1975年9月26日，佛朗哥亲自主持了一个内阁会议，讨论是不是要推迟执行死刑。同时，欧洲议会发表决议，呼吁西班牙政府宽恕这十一个人。第二天，两名怀孕妇女和四个男子免除了死刑，但是另外五个人的死刑，仍然在国际社会的一片抗议声中被执行。教皇的严厉谴责使得西班牙和梵蒂冈的关系又一次落入谷底。十几个国家撤回了他们派驻西班牙的大使，墨西哥提议把西班牙逐出联合国，欧洲委员会提出要中止和西班牙的贸易来往。

　　对佛朗哥政权来说，他们也肯定觉得很气愤。在佛朗哥们眼中，国际社会的干预本来就是干涉内政。现在你们施加压力，我已经让步了，国际社会还不依不饶，难道要我把恐怖分子全部放掉，巴斯克分离成功你们才甘心，这不是存心要亡我西班牙吗？他们只是不能理解，这等政府操纵司法，说杀就杀说放就放的状态，在其他国家眼中，简直是中世纪司法。这才是分歧所在。这是现代社会和中世纪体制的分歧。

　　因此，在佛朗哥的最后岁月，所有的人都看到，西班牙的政治制度严重滞后，已经到了彻底转变的关键转折点。可是，只要佛朗哥还在，就是转不过去。

　　同时，巴斯克激进分子的行为，也在刺激佛朗哥们抱定唯有自己正确、一步也不能往后退的宗旨。新一轮的恶性循环开始了。四天后，10月1日，佛朗哥亲自在东方广场向民众发表讲话，坚称绝不改变。同一天，四个警察被一个新的恐怖活动组织枪杀。暴力活动，引发了右翼群众的反弹，出现了右翼群众的恐怖暴力活动。这种往群众层面蔓延的对抗，让人联想起四十年前第二共和初期的状况，非常令人担心。

　　据说，正是这次公开演讲，使佛朗哥受了凉。三个星期后，10月21日，西班牙政府宣布，领袖佛朗哥心脏病突发，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这一消息实际上却让所有人都暗暗松了一口气。在以后一个月的时间里，西班牙政府持续向外界公布佛朗哥的健康状况。人们在等待。在此期间，马德里股市指数明显上升。1975年11月20日，西班牙政府宣布领袖佛朗哥逝世。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香槟酒立即销售一空。

　　三十九年前的同一天，1936年11月20日，长枪党创始人何塞·安东尼奥被共和国处决。他们在相隔整整三十九年的同一天死去。佛朗哥也被安葬在殉难谷的教堂。如今，他们在教堂的大厅两端相对长眠。他们所代表的一个西班牙时代，终于走过去了。

　　除了智利独裁者皮诺切克，几乎没有什么国际要人出席佛朗哥的葬礼。几天后，西班牙举行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典礼，英国女王的丈夫爱丁堡大公、美国副总统、联邦德国的总统，都前往出席。所有的人都清楚，现代欧洲君主制是虚位君主，他只是国家的一个象征。具体操作应在国会和首相手里。西班牙也一样。可是在这个时刻，佛朗哥死去，他的原班人马丝毫不动，只有国王是一个新人。国际社会显然是寄希望于新国王能够推进西班牙转折。在加冕典礼上，红衣主教在弥撒上呼吁，要求胡安·卡洛斯一世成为“所有西班牙人的国王”。

　　西班牙又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可是，巨大的张力和冲突仍在，一点不轻松。

　　新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当然知道，在这个特殊时刻，自己有怎样的分量。戴上王冠这一刻，他还不到四十岁。在原来的统治集团里，他没有深厚脉络，极端君主派甚至认为他没有加冕资格，他的父亲唐·胡安还活着，王位本应属于他的父亲。同时，处于地下状态的左派政治力量，则喊出了口号：“不要专制国王！不要佛朗哥的国王！”呼吁全面大赦，释放政治犯。左派社会党人在大城市发动了要求大赦的民众集会。左右对立，新国王头上的王冠，能不能戴住，还是个问题。

　　幸运的是，新国王的父亲，流亡在葡萄牙的唐·胡安公开宣布，不反对儿子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西班牙国王。这等于宣布，他本人放弃古老的王位继承传统下应得的王位。这样，来自君主派一方的压力，随之消失。

　　西班牙虽说只有一个“运动”，但其中也有派系。实力最强的是原来长枪党的一拨。除了军队、警察和民卫队，还有十万长枪党人是可以携带枪支的。他们对佛朗哥主义忠心耿耿。国家权力的所有制度性工具，都在右翼手里，首相是佛朗哥一手挑选的纳瓦罗。而新国王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注意和反弹。

　　一个虚位君主，必须表现出恪守本分。可是，他又站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他似乎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国王也在实践中学习。为了巩固自己和军方的关系，新国王曾在没有知会首相的情况下，会见了几位军界人士，立即引起首相纳瓦罗的愤怒，宣称辞职。新国王只能屈尊请求首相收回辞呈。

　　佛朗哥死后的最初日子里，西班牙表现出对佛朗哥主义的继承和持续。首相纳瓦罗在1976年2月11日，也就是所谓“2·12精神”两周年时讲话：“我将把佛朗哥事业继续下去。只要我还在，只要我的政治生命不停止，我就是佛朗哥事业的执行者。”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巨大的佛朗哥像，而只有一幅很小的国王像。

　　在野反对派的反应，就是试图促进“民主突变”。反对党仍在地下，却组织了越来越广泛的示威和罢工。1973年，西班牙发生罢工九百三十一起，1974年二千二百九十起，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是三千一百五十六起，而1976年，竟高达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一起罢工。因罢工而导致的人工损失，一年扩大了十倍。从1975年的一千四百万个工时，到1976年的一亿五千万个工时。佛朗哥死后半年，反对党不可能在这样的时机静观待变，他们当然打算和旧政权摊牌。尽管几乎所有西班牙人都希望和平的渐进改革，但是又有高达百分之八十的人相信，旧执政者的傲慢和固执，使得任何改革都变得不可能。再次回到佛朗哥西班牙的老路上，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1976年6月，八个月过去了，国王渐渐有了自己的定力。首相纳瓦罗行走在按佛朗哥方针办的路上，也感觉难以为继，他提出了辞职。国王开始寻求纳瓦罗的继任者。

　　新首相的人选，并不是国王一个人能做主的。旧体制尚在，能够进入这一高位的人，只能是原体制内的人。人选之一是佛拉加。佛拉加是佛朗哥旧部中被保守派视为最可靠的人，却又是很早就有改革意愿的人。他见多识广，有国际头脑，1966年一手促成新闻法，改善了西班牙形象。1973年，他从内务部长职位上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佛朗哥死后他立即回国，就是等着被任命为新首相。

　　国王在谨慎等待，耐心地让国会酝酿新首相名单。名单从一份长长的单子，渐渐缩为只有短短的几个人，请国王从中选择。名单末尾，是一个大家都认为是陪衬的年轻人苏亚雷兹（Adolfo Suar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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