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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


  §殉难谷的十字架

  殉难谷的教堂
  佛朗哥死了
  国王有了一个新首相
  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合法化
  议会通过政治改革法

  以马德里为中心,周边有几个小城市是值得一看的,包括西班牙老都城托雷多,有着古罗马输水道的塞哥维亚,还有埋葬了西班牙历代国王和王室成员的艾斯科里亚——那个综合了王宫、教堂和修道院的城堡群。西班牙内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共和政府枪毙的长枪党创始人何塞·安东尼奥,也曾经有很长时间被寄葬在这里。去过艾斯科里亚以后,旅人们一般都会顺道去造访殉难谷(Valle de los Caidos)。

  殉难谷在瓜达拉马山脉的群山之中,在艾斯科里亚以北,大致相距十三公里。这儿的地貌十分特别。我们从艾斯科里亚驱车去殉难谷,一路上,古镇、村落、田野、牧场,我们已经见惯了西班牙干旱贫瘠的山区,在这里却迎得一片清凉。这里是山区,却风光秀丽。接近殉难谷,山坡上满是莽莽苍苍的松树林,山沟里溪水淙淙。我清楚记得,在接近殉难谷的时候,车里就有人不由自主惊讶地指点说:“看啊!”真的,非常奇特的景观,周围是覆盖着密密松林的群山,深色,轮廓柔和,从两边向中间涌来;而中间,如同是在群山簇拥之下,异峰突起。它不仅比周围的山林高,而且,唯有它,在接近山巅的时候,嶙峋的巨石开始渐渐地从绿色的植被中升起。植被褪去,只有在石缝里,还零星长着一些生命力特别强的低矮松树;最后,是巨石,在阳光下泛着白光;就在群山自然推出的绝顶之上,是一个围绕着雕饰的、高达一百五十米的花岗岩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是一个特殊教堂的尖顶,整座山峰就是教堂。在教堂前,大山向阳的一侧,一个有着层层叠叠台阶的巨大广场,铺设着大块的花岗岩,一直延伸到悬崖之边,在那里,有一条细细的栏杆围绕。走到广场前缘,可以俯瞰山谷,遥望起伏的群山。从眼前郁郁葱葱的松树林,向前展望,可以直到绵绵无尽头的青黛群山。回过身来,是环形的教堂立面,它极其简朴,两侧是嵌入长方门框连续拱门的柱廊。正中的拱门并不很大,可是有一个厚厚实实的石块筑就的门楼。它仍然是简朴的,门楣上方,是正立面唯一的巨型雕塑——那是一个悲哀的母亲,抱着她死去的儿子。

  这个教堂正立面的设计极为克制。白色石质的环形入口之上,越过一段自然山石的山体,就是白色的十字架在呼应。建筑师是把山体作为教堂立面的主体,给设计进去了。整体可以说是一个建筑,也更像是一个纪念碑。

  这就是殉难谷,它纪念的是内战双方的死难者。

  从大门进去,因为是山中隧道,照明就全靠灯光。灯光设计得幽暗,使它更有教堂的气氛。两侧的雕塑风格古典,造型细节却也足够现代,这种分寸掌握得极好。隧道两壁,有些地方装饰着大幅挂毯,却由于光线不足,有些朦胧。有些地方有意裸露着原始的花岗岩山石,和精工细作的部分产生强烈的对比,显出力度。那些精美挂毯后面,安放着四万殉难者遗骸。教堂深入山崖整整二百六十一米,因此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

  尽头大厅,最高的地方有四十一米,这是教堂的高潮,顶上是色彩素雅的圆形天穹画。最后的圣坛,视觉焦点处理的感觉非常好。走到这里,我看到我的朋友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就在这个耶稣受难像前坐下,进入默默哀悼的氛围中。这个漫漫隧道,如同西班牙内战的漫漫黑夜。多少死亡、多少伤痛、多少悲哀、多少绝望,最后人们在悲悯中,燃起灵魂被救赎的希望。

  那是佛朗哥时期建筑师的作品。我想,在内战硝烟尚未散尽、在世界大战的炮火仍在欧洲轰响的时候,这些建筑师是把自己对内战的理解、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的企盼、对民族和解的向往、对上帝眷顾西班牙民族的期待,都放入了他们的设计之中。

  这个建筑作品本身,表达着许许多多难以剥离的复杂成分。

  它本身是一个“佛朗哥工程”。它的设想、选址、设计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可以说,从内战刚刚结束时就开始了。直到1958年完工,它整整进行了二十年。人们不由会首先想到,内战结束时期的西班牙窘迫状况。那是西班牙政治落后、经济凋敝、民生维艰的时代,人们会奇怪要建造一个纪念教堂的设想。可是,其实这样的念头并不那么奇怪,这正是欧洲的凯旋门传统。就算许多没有这样传统的国家,在一场内战胜利之后,也会在胜利的一刻,立即起念要建一个纪念碑。

  可是,当时不顾民生负担,执意做成如此巨大的规模,恐怕又是佛朗哥的封建君主派头在作祟。只要他想做,没有人能够阻止他。

  然而,同样是竖立一个内战纪念碑,尤其是如此规模的一个永久性纪念建筑。它以怎样的立意竖起来,对站在一个新起点的整个西班牙民族,对在1939年之后出生的下一代,又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这个纪念建筑,它可以纪念和讴歌自己一方的英雄,它可以颂扬自己一方的胜利,如此一来,敌我之分就定位清楚了。而内战也就不是一场悲剧,它是终于战胜了敌人的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世界上有多少内战纪念碑,是在这样的立意之下,设计建立起来的。

  可是,西班牙内战纪念碑是一个教堂,门楣上唯一的雕塑,是西班牙母亲悲恸万分地俯身怀抱一个西班牙的儿子。在这个教堂建成的时候,虽然它最重要的位置,是安放了右翼英雄、长枪党创始人何塞·安东尼奥。可是,同时隆重安葬的那四万个棺木,安息的不仅仅是佛朗哥一方的“人民英雄”,而是西班牙内战双方的殉难者。设计的立意,是强调内战的悲剧本质,是在表达,双方都是牺牲者。

  可以说,这些建筑设计师和艺术家们,非常出色地用他们的艺术手法,表现了这个纪念建筑的立意。可以想象,如此重大的一个给内战“定调子”的作品,哪怕最初是建筑师们提出的设想,也必须经过佛朗哥的同意。而这样的内战纪念理念,能够在1939年的西班牙被确立下来,使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宗教文化在起作用。原罪的概念、人需要被救赎的概念深植在西班牙人的心中。一种天生的悲剧感,从来没有离开他们。这是他们在枪声刚刚停息的战场望出去,那遥远地平线上升起来的民族和解、重新出发的一线希望。

  可是,政治中的佛朗哥又认为他必须用强权来稳固他的胜利。回到现实中,他的统治仍然有冷酷无情的一面,他要让自己相信,这样的统治,也是为了“上帝和西班牙”。内战后的西班牙错综复杂。愿念和现实在强烈冲突。这种冲突也悲剧性地发生在这个殉难谷的建造之中。这个工程使用囚犯为劳力,其中不乏大量的政治囚犯。他们是内战之后的殉难者。这就是真实的、矛盾重重的历史,绳结扣着绳结,缠绕在这个殉难谷。直到佛朗哥自己也入葬此地,西班牙的这个绳结,仍然没有解开。

  佛朗哥死于1975年11月20日。那一年,巴斯克地区的冲突已经到了双方都难以忍受的地步。巴斯克的极端组织“埃塔”是在1968年成立的,当年就开了杀戒,此后越演越烈。而在政府一方,症结就在从内战后佛朗哥独裁政府一开始就建立专制思维,没有本质的转变。对佛朗哥来说,对独立运动的极端分子,不仅没有司法公正的必要,而且可以在这个“危险地区”肆意镇压和扩大报复的范围。结果,冲突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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