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笔记(79)_林达

七九

　　布兰科当政的后佛朗哥时期，是一个强权开始明显变化的时刻。几乎是规律，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刻。由于长久对异议的压制，现在只要出现松动的出口，就怕会引出井喷一样的反应。体制外没有合法的政党，也就没有体制内外对话的沟通渠道。最怕的是内外激进派的相互刺激，形成恶性循环。最佳的途径当然是内外温和派的合作。可是，这样的合作如果没有制度性渠道，就全靠双方的悟性，靠双方在几近不交流的状态下配合，这是何等困难而危险的事情。

　　反对派展示自己力量的方式就是罢工。在罢工长期被禁止的西班牙，1974年罢工总工时达两千万小时，社会冲突高达两万起。布兰科认为这是对政权的公然对抗，下意识地把罢工看作一种颠覆政府的企图，反应自然就是镇压和收紧控制。可是，据历史学家的分析，当时的罢工，政治性的并不在多数，基本上还是合理的社会要求，因为过度的经济增长在影响工资和生活水平。

　　这样，就出现了一松就对抗、一对抗就镇压收紧，形成一松一紧的循环。体制外改革的表达，反而刺激了体制内的激进派，体制内改革派松动的愿望反而受阻，容易形成一个死结。

　　在佛朗哥正式委任布兰科之前，西班牙的文化和思想已经有了惊人的开放。乌纳穆诺得到纪念，内战中被长枪党杀死的诗人洛尔加，也在他的周年中受到隆重纪念。画过《格尔尼卡》的毕加索，已经把自己的主要作品捐赠给了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他在西班牙也受到英雄式的纪念。

　　1972年，马德里的报纸经常在提到“西班牙政治的春天”。那年夏天，根据1966年组织法，西班牙社会各界倡议建立“政治联合会”，倡议者包含了社会各个层面，其中包括佛朗哥的外孙。可是，寻求独立的激进组织，有他们自己的诉求和行为模式。

　　1973年6月，佛朗哥正式宣布由布兰科担任总统。

　　布兰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每个周日都准时经由同一条路线去教堂。“埃塔”组织就在街道旁租了一个公寓，告诉房东他们是雕塑艺术家。雕塑家每天在里面叮当作响地敲打，谁也没有起疑。就这样，他们凿出一条通往街中心的地下隧道，在里面填满了炸药。布兰科任总统半年之后，一个周日早晨，布兰科的车队经过此地前往教堂，“埃塔”在隧道里安放的炸药，把布兰科的汽车炸得飞到了邻近大楼的屋顶上。凶手安然逃脱，逃往葡萄牙。当天，政府原定审判十个工人委员会的成员非法结社罪，爆炸发生在法庭审判开始之前十分钟。

　　布兰科是佛朗哥亲手选定的接班人。很多人认为，和其他人相比，布兰科会更坚定地延续佛朗哥的统治方式。他们因此认为，布兰科被暗杀，客观上可能缩短了佛朗哥死后西班牙的转型时间。而巴斯克独立运动的激进组织“埃塔”，从此暗杀不断，成为西班牙最著名的恐怖组织，直至今天。

　　布兰科被暗杀之后，佛朗哥在布兰科的内阁里选了纳瓦罗（Carlos Arias Navarro）接替。

　　纳瓦罗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铁腕人物。内战期间，他驻在西班牙南部海港城市马拉加，有“马拉加屠夫”之称。在布兰科当政时期，他是管镇压的内务部长。可是，非常意外的是，纳瓦罗其实也在寻求改革的路径。

　　然而，此刻的西班牙危机重重。

　　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政治上相对隔阂于外部世界，经济上却已经融入世界经济。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引发世界经济萧条，也一样影响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影响使西班牙物价上涨，失业增加，工人生活水平下降。经历经济起飞“大起”之后的“大落”，特别难以忍受。萧条为罢工火上浇油，也为巴斯克民族主义运动添薪加火。面对这种局面，任何改良措施都可能招致保守派首领们的反弹。纳瓦罗只能艰难地在体制内外的改革呼声和保守派之间走钢丝。再说，佛朗哥虽然退居二线，最终决定权还在他手里。

　　纳瓦罗上台不久，1974年2月12日，他发表公开讲话，推出一个谨慎的体制改革计划，叫做“开放”（apertura）。这就是著名的“2·12精神”。在这个讲话中，纳瓦罗提议，在现行秩序下，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让原来排斥在体制外的反对派，有可能被吸纳参与政治。他说，全民对政府的支持，要用参与的形式来表达，要让所有的民众在体制内都有所代表，有所参与，“反映我们社会真正多数”的意愿。显然，这是针对日益激烈的政治冲突所提出来的。

　　纳瓦罗的改革设想看上去相当大胆，包括市长和地方官员由选举产生，而不是政府任命。在议会中，选举产生的议员比例，从百分之十七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五。“运动”框架内的垂直工会可以有更大的谈判权力。允许自由结社，但是不允许组织政党。纳瓦罗在盛赞佛朗哥以表示忠诚之后，出人意料地说，政治改革的重担，不能都放在领袖一人的肩膀上了。

　　可是，纳瓦罗改革仍然受到佛朗哥的约束，他并不可以全部做主。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来。西班牙的旅游靠的是地中海的海滩魅力，旅游广告必然是海滩的情景。保守派老人们拿着旅游广告去向佛朗哥告状，把旅游广告和美国的《花花公子》杂志对比，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花花公子》之类杂志是佛朗哥坚决要在西班牙禁止的，于是就下令各方面收紧。这种松松紧紧、左右摇摆，总是让外界吃不准，下一步会走哪个方向。时间一长，左右两翼都感到失望。纳瓦罗夹在中间，可谓两边都不讨好。这些还不是大问题，关键是要求独立的激进组织的暴力、体制内极端保守派的镇压，他们之间的相互刺激，一点没有改变，仍然棘手。

　　纳瓦罗2月12日讲话过后才几天，巴斯克首府毕尔巴鄂的天主教主教发表讲话，支持巴斯克地区的民族文化自治。西班牙当局对文化自治依然紧张，因为后面很可能跟着的就是独立。总统纳瓦罗把主教软禁起来，要把他驱逐出去，而主教表示拒绝出境，并且宣称说他只听梵蒂冈教皇的命令。梵蒂冈教皇保罗六世，本来就讨厌佛朗哥独裁统治的冷酷和固执，表示支持毕尔巴鄂主教。这事在西班牙内外都引起了很大反响，弄得西班牙政府非常难堪。

　　来自海外的批评，刺激了佛朗哥体制内的保守派更不愿意退让。他们的思路是，任何退让都会被看成软弱，对方就一定会得寸进尺。他们习惯于对抗，这辈子就是打出来的。遇到危机，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能示弱，不能表现出自己可能不得不妥协。

　　西班牙政府的表现是激烈摇摆的，显示了政府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意见相左。就在纳瓦罗2月12日讲话的同时，1974年的头两个月，西班牙就逮捕了一百五十个政治犯，罪名是非法结社。3月2日，西班牙不顾国际社会抗议，不顾教皇的通融、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反对和几个国家首脑的说情，处决了一个巴斯克地区的无政府主义者。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反应是发表决议谴责佛朗哥政权，批评西班牙政府违反基本人权，不尊重少数民族争取民主自由的权利，表示反对西班牙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

　　这种国际反应，再加上邻国葡萄牙发生的民主转变，使得保守派首领们更加紧张，对纳瓦罗施加压力，要求强硬。1974年，西班牙全年逮捕的政治犯高达五百人。纳瓦罗向国会提出的政治结社改革方案，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一切民间结社仍然必须在“运动”的框架内，受“运动”控制。1974年12月的结社法，要求所有结社必须支持“运动”的基本原则，“运动”有权否决任何结社的要求。结果，只有八个团体试图登记结社，其中只有一个符合“运动”标准。对改革进程非常重要的结社，被卡住了。

　　可是，必须看到，纳瓦罗的“2·12精神”尽管没有在制度上引发实质性的变革，却提高了民众对政治变革的期望，激发了精英阶层对改革进程的思考和讨论。为西班牙此后的改革准备了重要的观念上的条件。

　　国际上的反应却鼓舞了各色政治反对派。西班牙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唐·胡安和他的追随者们，批评的主要是佛朗哥在西班牙王位继承上的干预。对唐·胡安来说，他的继承权无端被佛朗哥剥夺，虽然现在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可是他显然很不满意。他们得到自由派保王人士的支持，还得到基督教民主主义者的支持。

　　最坚决的政治反对党仍是西班牙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本身经历了观念上的改变，他们期望的改变是“民主突破”（Ruptura Democratica）。西班牙共产党虽然仍然处于地下，主要领导都在海外流亡，但是从未停止活动。

　　佛朗哥年事已高，他在晚年的最后时刻，更依赖几十年来追随于他的保守派，特别是军内将领。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他来日无多，何苦在最后的日子里冒风险？能拖则拖了。佛朗哥日见衰老，但是每当改革和保守出现僵局的时候，保守派总是得到佛朗哥的支持，改革就总是举步不前。民主改革必然要触及他的统治，必然要改变他从内战以后的一贯权力方式。在佛朗哥直接或间接执掌权力的将近四十年中，西班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经济上回到了世界经济体系，社会文化的自由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民主进程在佛朗哥时期已经开始，已经为未来必然的变化做了准备。可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佛朗哥活着一天，他就不会容许迈出最后的一步去。

　　或许，佛朗哥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把自己通过内战得到的权力，再亲自送出去；或许，佛朗哥手上沾染太多的血，他害怕失去权力之后的报复；或许，佛朗哥真的认为，只有他在掌舵，西班牙才不会翻船。可是，这并不仅是佛朗哥一个人的想法，几乎所有的专制政府的建国元老都是这样。所有的人都知道，西班牙民主改革启动的最后一步，必定是不会跨出去的，除非佛朗哥咽下最后一口气。

　　西班牙街头开始流行这样一句话：“没有不死的人。”

　　这是老人政治最可悲的地方。佛朗哥的死讯传出的那一刻，全西班牙都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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