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笔记(78)_林达

七八

　　在山居的几天里，主人曾带我们去看杰里达小镇。和西班牙所有的村镇一样，杰里达镇的中心是一个教堂，洁白的墙壁，高耸的钟塔，教堂前有小小的广场，花坛。这是很普通的山区小镇景象。西班牙的这种小镇，不管穷富，都整洁到一尘不染的地步，在耀眼的阳光下，这整洁给人印象特别深刻。我们读早期西欧人和美国人写的西班牙游记，都会提到这种整洁，都说西班牙人穷归穷，绝不肯显得猥琐窝囊。西班牙女人跪在地板上，把木头地板刷得条条木纹清晰可见的景象，曾经让美国游客大惑不解，又佩服不已。如今我们走在杰里达，那种安宁、那份干净，真是让人舒服。

　　沿街正赶上集市，有卖蔬菜食品水果的，也有卖便宜服装的。水果蔬菜很是新鲜，可集市已经“现代化”了，看得出批发和零售的转销轨迹。倒是那个卖北非工艺品的阿拉伯人，卖的东西还带着非洲手工的土气。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朋友买了三个皮灯罩，漂亮极了，价钱简直是半卖半送。我们后来在科尔多瓦也买了一个类似的红色皮灯罩，至今还放在我们家的长条桌上。就那么一个简单的曲线，能让你感受到阿拉伯的风情万种。

　　小镇街道两旁，头尾相衔，整整齐齐停满了汽车。上下山的公共交通，靠的是缆车。缆车是用钢缆牵引的轨道车厢，一上一下。我们去的时候，车站里冷冷清清，只有一两个旅客在等车，站上也看不到工作人员。缆车到山下，刚好就是火车站，可以接上去巴塞罗那的火车。缆车是火车系统运营的一部分，杰里达就是铁路网络之中的一个小小终点，因此它能连通欧洲，能四通八达。在杰里达走累了，就坐在车站的长条椅上，周围的墙都刷成了樱桃红，看着黄色的漂亮小缆车，从山下悠悠地上来，真是百看不厌。

　　我们山居别墅主人的女儿——那个住在杰里达小镇善良美丽的女子，安排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葡萄酒酿制厂。这里已经变成了旅游胜地，来参观的游客一群一群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西班牙传统工业的连续性。这个酒厂，我们不说它设计得非常别致的入口和建筑，也不提它规模极大的古老葡萄酒生产工具展览，仅仅是地下酒窖就有整整三十公里长。这种传统工业如此巨大的生产规模，是需要时间和积累的。我在美国以前也见过葡萄园中的酿酒厂和地下酒窖，可是和这里的根本无法相比。我们坐着长龙般的电瓶拖车，行驶在无尽头的装满橡木桶的地下酒窖中，真是很奇异的经历。到了品酒的地方，已经不饮自醉了。

　　这里的人是有资格骄傲的。巴斯克也一样。巴斯克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更前卫。它们和中西部西班牙的差距，使得西班牙很难接受它们独立的要求。假如它们独立，旅游最旺盛的安达卢西亚也跟上独立的话，留下的就是一大片相对贫困，被冲刷得千沟万壑、山石嶙峋的大山了。不说什么民族国家，就凭这个，西班牙也不可能接受区域独立。

　　这是西班牙独特的艰难。在佛朗哥后期的西班牙，如若只有政治改革的问题，问题要简单得多。最火烧眉毛的，是独立运动很快走向极端，首当其冲的就是巴斯克独立运动的激进分子。

　　北方的巴斯克，是一个很特别的地区。巴斯克民族主义的独立诉求，不仅和共产党等左翼力量汇流，也得到当地天主教会的支持。佛朗哥的内战诉求之一，就是一个完整的西班牙。他对左翼的不满之一，就是给予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太大的自治权。因此，巴斯克在佛朗哥统治下被严厉压制，佛朗哥不仅禁了他们的旗帜，还禁了他们的语言，这几乎是在和巴斯克全民作对。结果是恶性循环，巴斯克民族主义运动越没有表达和活动的余地，就越是只能诉诸暴力行动，镇压也就更残酷。

　　专制统治在变化的时刻，最难以逾越的一个关键，就是司法的公正独立。司法的原意是维护社会正义，可是在专制体制下，统治者很难抵御这样的诱惑，就是把属于社会的司法，变为政治压迫的工具。政治犯的存废，就成为一个检验标准。

　　1970年的前九个月，西班牙政府审判的政治犯高达一千一百零一人，很多是巴斯克民族主义者。9月18日，佛朗哥出席圣塞巴斯蒂安的公开活动，一个巴斯克人当场自焚抗议。当他重度烧伤被送走的时候，佛朗哥神色不动。但是，这一行动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国际社会开始重视巴斯克民族的处境。

　　西班牙开始变革的一刻，它的富裕地区的区域独立运动就风起云涌。反佛朗哥的专制独裁和独立运动纠缠在一起。这样的势头越冲，政府越不敢在司法领域改革。统治者仔细数数手里的“法宝”，只有利用所谓的“司法执法”作为镇压工具。西班牙长期对政治犯严刑峻法，监狱黑暗，这样更刺激了异议人士的反抗烈度，而其中又包括大量独立运动的参与者。

　　这是许多国家曾经遇到、正在遇到或者将来可能遇到的情况，就是区域独立和国家政权之间如何互动。任何一个国家遇到这一类状况，其实都是伤透脑筋的。例如，过去的英国和北爱尔兰地区，今天的俄国和车臣地区。在一个司法不公的社会，这种互动，更是非常容易步入恐怖活动和镇压无度的恶性循环之中。1968年，寻求巴斯克独立的“埃塔”（ETA）组织，开始诉诸暴力。恐怖活动有了第一个牺牲者。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对西班牙的态度都是困惑的。假如单纯地反对恐怖活动，好像就是支持了专制者的镇压；反过来，又变成是支持了恐怖活动。

　　1970年年底，在审判一批巴斯克民族主义者之前，巴斯克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发表声明，公开表示反对。这一表态，却极大地鼓舞了巴斯克独立运动，为使国际社会对审判施加压力，“埃塔”组织绑架了西德一位高层人士，把他关押在靠近法国边境的偏僻地点。果然，为了寻求人质释放，西德和国际社会都要求西班牙在审判时予以宽大。

　　在等待判决的日子里，西班牙到处发生群众和警察的冲突。在自治问题上，加泰罗尼亚人自然很容易和巴斯克人站在同一立场上。1970年12月12日，三百个加泰罗尼亚的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把自己关在蒙特塞拉特的修道院里，发表宣言表示要和巴斯克人站在一起，要求政治大赦，要求民主改革和区域自治。蒙特塞拉特的修道院院长声明支持他们。

　　国民警卫队包围了圣徒山下的蒙特塞拉特修道院。最后，示威者为了避免殃及修道院，在两天后结束示威，离开蒙特塞拉特。但是修道院院长在对法国《世界报》的讲话中说，教会不应该和一个镇压民众的政权站在一起，这些民众包括天主教徒，受到政府的镇压，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反对佛朗哥。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区域独立的尾巴拖在后头。

　　如此一番热闹之后，对十六名巴斯克民族主义者的法庭审理，自然吸引了全球瞩目。法庭上，一个“埃塔”被告跳起来高唱《巴斯克勇士之歌》，其他十五位被告被铁链锁在一起，表现得十分英勇无畏。当时的西班牙法庭坚持判处了其中三人双重死刑。虽然这三个死刑犯最终在国际压力下，由佛朗哥出面赦免，并没有处死，被绑架的德国人质也平安归来，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西班牙政府我行我素的风格，引起了国际社会非常激愤的反响。

　　这就是刚刚出现改革趋势的西班牙，要求政治改革和要求区域独立混为一谈，极端分子甚至恐怖分子冲在最前头。知识分子也厕身在混杂的诉求之中。正因为是混杂的，因此谁也判断不清，他们的哪一部分诉求、哪一个动作是合理的，而哪些是失了分寸的。

　　这种反对派力量的增长，佐以分裂诉求甚至恐怖活动，自然又刺激体制内守旧派和极端派的反弹，反而使得体制内的改革派很难有所作为。军队里的保守派军官写信，表示抗议外国干涉内政。政府还组织了规模巨大的民众示威支持佛朗哥。政府用汽车把民众送到集会地点，而且发放报酬，还有免费午餐。当政治两极的对立延伸到民众层面的时候，不由让人想起第二共和时期和随之而来的内战。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走的那一步。

　　以后的几年，西班牙就不断处于这一类的政治风波中。渐渐地，体制内外的温和改革派，都开始寻找一种不流血的转型道路。在学者和政治家中间，逐渐出现了一种想法，就是必须利用佛朗哥政权的宪法，来实现渐进的变革。也就是说，不再寻求破除现有政治结构，而是在体制框架下实现改革。在世界潮流的推动下，一批原先的保守派，都主张依据现行宪法，建立“高度进步”的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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