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笔记(76)_林达

七六

　　按说，应该是死去的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儿子唐·胡安继位。可是，现在回想起来，佛朗哥不让唐·胡安登基还是很有道理的。一般来说，人们认为佛朗哥不让唐·胡安继位的原因，是他在国外接受了太多的现代思潮，太新潮，不符合佛朗哥口味。可是，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是唐·胡安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有着太强烈的自己的政治抱负或者说政治野心。很可能，对于佛朗哥来说，他只是不想招一个主意特大的麻烦制造者进来。可是，歪打正着的结果是，欧洲现代的君主制，都是虚位君主，而唐·胡安长久憋在那里研究政治，身边一大群西班牙流亡政治家，正摩拳擦掌伺机以待，等着跟国王进来实现思想抱负。在这样的情况下，唐·胡安很难安于现代君主制所要求的“虚位”。

　　佛朗哥选中了唐·胡安的儿子，三十岁的胡安·卡洛斯。胡安·卡洛斯在1938年出生于意大利，1948年他父亲请求佛朗哥，让他在西班牙接受教育，获得准许。胡安·卡洛斯是在佛朗哥的严密看管下，完成了一个欧洲国王应该接受的全部西方教育，甚至包括在陆海空三军中的服役。这种由一个行伍出身的独裁者来一手操纵王冠落在谁头上的做法，听起来似乎名不正言不顺，在欧洲历史上却是家常便饭。西班牙活像在演出一个老欧洲的故事。

　　佛朗哥宣布了未来的国王，并没有解决未来权力的归属。所谓虚位君主，国王是主权象征，而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是由国会和官僚系统来运作的，日常大权不在国王手里。

　　所以，佛朗哥的第二个决定是：把大权交给了他自己选定的一个接班人布兰科（Carrero Blanco），自己退居二线，只偶尔在危机时刻出来掌舵。这样，从1969年开始，新人在台上，毕竟和佛朗哥自己在台上不一样了。

　　西班牙在缓慢地变革，三十年过去，从西班牙的改变可以看出，佛朗哥本人一定也在改变。可是，有一点我想是很肯定的，就是经过如此血腥内战取得权力的佛朗哥，他对“大变化”是非常谨慎，甚至可以说是害怕的。在他的晚年，他会更倾向于把现行的基本状态撑到自己生命的终点。可是，世界大势还是在推动着小小的西班牙。

　　布兰科主事期间，体制内的改革呼声一点点地产生了。改革派官员首先希望改善西班牙的对外形象，让它变得能够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70年，西班牙的一百三十一个温和反对派，大多是社会主义者、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趁着西德外交部长的来访，发表了一份要求改革的公开信，指出西班牙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差距，呼吁人权和基本政治权利。

　　体制内出现的改革派人物，有一个很出名的官员，叫佛拉加（Manuel Fraga）。佛拉加担任西班牙的新闻和旅游部长。新闻和旅游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旅游业是西班牙的重头戏，它依赖于西班牙的对外形象，而新闻出版业是对外的主要窗口。

　　佛拉加在1966年主持通过了新闻法，这个立法结束了出版物的预先检查制度。尽管新闻出版仍然受到约束和惩罚，但是这个立法使得很多报纸在七十年代可以发表对佛朗哥政权的批评文章。新闻法也促进了区域文字的出版物，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佛拉加作为旧体制内高官，对佛朗哥始终忠心耿耿，但是他很早就知道改革是一个必然，并且一有机会就准备付诸实践。他是改革派中的右翼。后来，佛拉加担任西班牙内务部长，这是一个管镇压的职位。他有过一些让左翼改革派非常愤怒的措施，被左派称为法西斯分子。他是一个体制内的改革派，这样的人必定是复杂的。

　　八十岁的佛朗哥默许了这些改革。

　　1969年宣布王储的同时，西班牙试图通过一个“结社法”。佛朗哥也希望能够显示西班牙有政治结社自由。可是法案一提出，就给改得面目全非。政治结社仍然限制重重：必须至少有二万五千个成员，而且不管大小，都要得到“运动”的全国委员会批准，还都不能参与竞选。根据这个结社法案，西班牙大众的结社，仍然是在“运动”的框架之内。西班牙搞这个法案，说明它想在世界面前显得漂亮点，它知道自由是“方向”。同时，它对政党的恐惧一如既往。

　　反对党不允许存在，并不等于不存在。从内战结束到五十年代，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在国外，却不断派人回来，发展组织，实行游击战。这种方式被事实证明不可能成功。一批批潜入的共产党员都被逮捕监禁，中央到后来已经不再派人回去自投罗网。事实上，十月革命的方式已经不现实了。

　　有意思的是，佛朗哥和共产党都在变化。

　　早在1948年，西班牙共产党就号召建立各派别统一战线，采取非暴力战略，如渗透到官方工会的体制内部，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斯大林死后，特别是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西班牙共产党迅速“非斯大林化”，从1954年开始，允许那些因为“路线错误”而被开除的党员重新入党。

　　1956年，在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全会上，通过了“民族和解政策”，决定“用和平的手段”，而不是地下武装斗争，来取代佛朗哥政权。声明民族和解是强调内战在精神上的终结，胜败双方分裂的终结。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所有的人，战争双方，在内战中其实都失败了。他们宣布放弃要报复的愿望，努力在西班牙抹去战争威胁。

　　“热情之花”指出，“现在的佛朗哥主义，已经和十年前不同”。他们看到，新一代西班牙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不再关心老一代人内战时期的政治理念分裂，而更关心“皇家马德里足球队”在欧洲杯比赛中夺冠。

　　流亡中的共产党领导人卡利约说，要和所有人一起，包括中产阶级、教会，甚至武装部队，来实现民族和解，结成同盟，反对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西班牙共产党在声明中，赞扬“中间阶层”，特别是“非垄断的资产阶级”，他们愿意和内战时期的宿敌西班牙天主教会和解。此后，共产党和天主教会的异见者结合，弥补了以往的鸿沟。共产党是改革派中的左翼，可是，他们只能处于流亡或地下状态。

　　另一个改革派政党是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社会党。它是西班牙名副其实最老的政党，1879年成立。它曾是西班牙最大的政党，是内战时期总理内格林的党。它的工会1933年有一千四百万会员。内战之后，佛朗哥统治的前十年，社会党很快消失了。社会党比较“君子”，试图保持公开，不走地下斗争的道路。可是，公平游戏必须有双方共同认同的规则。内战刚刚结束的佛朗哥，根本不容许政治上的公平竞争，单方面的光明正大反而是自投罗网，很容易被镇压。最后逼得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移往国外流亡，也脱离了西班牙现实。从五十年代开始，西班牙最大的地下政党就是共产党。社会党就被取代了。

　　七十年代，佛朗哥政权开始走向宽松，社会党重新出现。社会党虽是左翼，是内战主角，可是正因为老一代都被镇压，新一代反而以新政党形象出现。和共产党相比，较少和旧体制势不两立的历史包袱。

　　就这样，在佛朗哥后期的西班牙，有改革愿望的人们形成了右翼在体制内、左翼在体制外。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改革派两翼之间的对话和协调，需要时间。唯有时间，能够让双方都认识到，体制内和体制外改革意愿的合作，是必经之路。达成这种共识，还需要客观条件。

　　看着西班牙从内战之后到七十年代的三十年之变化，很是感慨。一个古老民族步履艰难，走到这一步真是不容易。世界是在变化的，认识是在变化的，人也都是在变化的。我们多么容易看到自己的变化，而不能相信他人的变化。

　　人生和世界，都如一个棋局，死棋还是活棋，有时候就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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