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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


  一开始,西班牙就是矛盾的。它基本上是经济私有制,可是佛朗哥出于权力控制需要,规定工人无权罢工,工资由政府劳动部来规定,同时雇主也无权解雇工人。然而,西班牙开放的制度,使它的劳资关系面对国际竞争。从1960年到1973年,有一百五十万西班牙工人前往西欧国家找工作。于是,西班牙工人从六十年代开始就和资本家展开集体谈判,这也为工会组织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去蒙特塞拉特修道院有火车,火车连接缆车,可以一直到修道院的大门口。我们是坐着朋友开的车去的。沿途路况很好,却是一路盘绕上山。我们在离蒙特塞拉特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开始随着蜿蜒的山路,从不同的角度观赏这座奇特的山,一路向它走近。每一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离,感觉都不相同。这山峰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巨石直立着,就像一群巨人站在那里。那是西班牙人心中的圣徒们。远远看去,圣徒们是站在高高的山的顶端,只是一个山尖,而那种由远而近的推进,使视角越来越大,我们开始仰望圣徒们。最后,当我们站在圣徒峰脚下的修道院前,再仰望巨大耸立着的圣徒山,才知道修士们为什么如此谦卑。圣徒峰前,云雾缭绕,似乎伸手可以触摸蓝天。转身看山下,大平原上,星星点点,是变得微型的房子。山谷里有一条河,九曲十八弯,不知从何而来,往何而去,水流不大,却气势磅礴。

  据说,公元九世纪,在这山顶的岩洞里,发现了一个黑色圣母雕像,这里就开始成为虔诚信徒们的朝拜地。那个时代,没有公路、铁路和缆车,朝圣者得吃很多苦,才到得了此地。几百年后,这里盖起了一个修道院,修道院闻名于世的圣物就是“黑圣母像”。再以后,这里有了主教堂。每天中午时分,钟楼的钟声敲响,这是在召唤朝圣者和游客们,主教堂每天为公众举行的弥撒要开始了。蒙特塞拉特的男童童声唱诗班的水平闻名世界,慕名而来的旅游者大多不肯放弃聆听童声圣乐的机会。

  我们来到教堂门口广场上的时候,教堂里已经坐满,广场上还有很多人,人流还在往里走,渐渐地站满了走道。我们避开人流上了山,站到了峡谷对面,缆车沿峡谷上升。这时候,钟声响了。钟声冲撞着巨石峭壁,来回震荡,久久地在山谷里回响。一阵寂静之后,在心里,分明听到圣歌在山谷里清纯地升起来。

  蒙特塞拉特在西班牙天主教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是西班牙教会的中流砥柱,而巴塞罗那所在的加泰罗尼亚,在第二共和和内战时期,是共和派的基地,反天主教的暴力特别猛烈。在我们经过的路旁石壁上,发现了一块简单的铭牌,悼念1936年至1939年内战中的遇难者们。随手拾起一朵花,缀在铭牌旁。

  今日蒙特塞拉特,早已不是右翼意识形态的象征。在佛朗哥死的前几年,蒙特塞拉特甚至成为要求改革的左翼政治团体的据点。听上去,这种变化有些不可思议,实际上,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一个宗教组织、一种思想、一个政党、一种制度、一种社会形态等等,它都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发生、发展和变化。可能,它的糟粕被时光的流水冲走,金沙留下来;可能,它没有站得住脚的内涵,以致完全被时间销蚀,踪影不见;也可能,它在顺应着变化,也在锤炼和改变自己,浴火重生。

  历经两千年漫漫生存的天主教,刚刚在教皇保罗二世去世的时候,让全世界人看到了它在现代社会奇迹般的魅力。两千年,这个世界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宗教信仰仍然能够在如此众多的现代人心中安然存在。认定这是信徒们愚蠢的人,很难说自己就是聪明的。

  还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右翼滥杀俘虏的行为,就受到过一些教会的谴责。从政治层面来看,右翼胜利对教会的生存是有利的,但是对他们来说,残酷行为违背了神的旨意。善的宗教精神沉淀下来,推动教会改革,是他们生存下来的理由。因此,当西班牙社会逐步向着开明、更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一个同样在感悟上帝、在反省中进步的教会,站在支持社会进步的一面,本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他们理应是上帝的子民,而不是专制者的附庸。

  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为起点,教廷开始改革,走向开明,表达了教会方面对贫穷人口的关切,开始能够接受年轻一代神职人员参与社会活动。这和天主教悲悯、关怀贫困的精神是吻合的。梵蒂冈教廷从外部影响着西班牙教会,促使西班牙教会重精神追求而不是重世俗权力的支持。

  一个过于长久的独裁政府,假如不积极寻求转变,那么对立的极端派、地下活动、革命,等等,迟迟早早会重新冒出来。1971年,教会方面对一万五千名神父(占西班牙神父的百分之八十五)进行问卷调查,得到最大支持的政治倾向是“社会主义”,而“工人运动”占第三位。可见,佛朗哥已经不能像四十年代那样,能够得到天主教会的无条件支持。

  教会的政治反对派开始参与“非法活动”。根据法律,警察不能随便进教堂搜查捕人,一些教会人士就利用教堂来进行政治活动。1978年,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在采访中说,地下活动时,大部分会议是在教堂开的,得到教士的同意。有些神父的布道,有着左翼的政治倾向。在加泰罗尼亚,主要民族主义政党PDC,就是在这里——在我们访问过的圣地蒙特塞拉特的修道院里,举行秘密成立大会,这在以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表明了西班牙教会的一次转变,也说明了西班牙教会仍然在深深地卷入政治,它还是没有走到和政治分离的根本转折点。

  社会不可能停滞不前。佛朗哥政权的建立使西班牙又站到一个新起点,仍然面临如何前行的问题。维持了一段内战后的“团结”景象以后,随着时代演进,对西班牙社会应该如何相应进步,佛朗哥手下的大阵营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形成不同派别。他们有些是守旧的,最守旧的是军中将领;另外一些是倾向于改良的,比如技术官僚和天主教教会。佛朗哥的统治却必须依靠所有这些派别,他的办法就是在几派之间平衡,不让任何一派坐大。表面上,他在各派之上。随着年岁增长,具体事务更多地让下面的人管理。西班牙开始走向后佛朗哥时代。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佛朗哥已经如此统治西班牙三十年。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在经济上有了本质的变化,政治上仍然是和世界相对脱节,它的制度显然落后于它的经济发展。1968年是西方世界的多事之秋,左翼思潮再次风起云涌,法国巴黎甚至出现了街垒,但却没西班牙什么事,西班牙看上去很太平。可是在这个时候,西班牙显然仍然是危险的。因为它的制度落后,就必然面临变革,也就再次面临难题:如何既推动演进,又不重蹈覆辙再走极端。1969年,佛朗哥做了两个重大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1969年7月22日,佛朗哥正式宣布胡安·卡洛斯为未来的西班牙国王。完善一个传统的政治格局,是佛朗哥最早的政治诺言,假如说佛朗哥有什么政治理想的话,这也可以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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