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笔记(63)_林达

六三

　　§半个西班牙被杀死了

　　乔治·奥威尔的故事
　　总理内格林
　　布鲁奈特战役
　　埃波罗河战役
　　国际纵队的撤离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巴塞罗那大撤退
　　马德里的陷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多数作家论思想倾向的话，都是左翼的。接近“二战”时，有纳粹这样的极右翼放在那里，而苏俄能够从铁幕后面抛出来让大家看到的，又都是五彩缤纷的宣传彩球。那时，左翼思潮广泛流传。国际纵队中作家很多，最著名的大概还是美国作家海明威，他写了不少以西班牙内战为题材的作品，除了《丧钟为谁而鸣》、《第五纵队》、《告别了，武器》，还有纪录片解说词《西班牙大地》。

　　在这些拿起枪来、走上西班牙战场的作家们中间，有一个作家有点特别。他曾经是英国著名的左翼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很多年之后，他和海明威一样，作品走出了自己的国家。他就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从战争角度来看，佛朗哥一方是纯军事行动，而共和派一方，却是政治斗争在支配军事。自始至终，共和派一方没有停止内部的政治斗争。

　　在左翼中，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斯基派的目标是马上革命。共产党的主张是“战争第一、革命第二”、“赢得战争之后再谈革命”。可是在日后的争斗中，并不仅是政治观点的分歧在起作用，还有对政治权力的争夺。

　　西班牙共产党原来是个小党，而战争需要苏联和第三国际的支持，西班牙共产党由此壮大。原来在共和国当家的社会党人，在这种局面下左右分裂。社会党的左翼，以总理卡巴耶罗（Largo Caballero）为首，反对共产党，也反对无政府主义，但出于战争压力，被迫和共产党合作，也笼络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的右翼，就和当时共产国际的观点接近，认为在战争期间，“不是革命的时候，而是要把战争打赢”。

　　战争开始之后，在几个大城市，尤其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对共和派中的激进左翼来说，是盼望已久的一次复制十月革命的机会来到了。在内战刚刚开始的几个月里，马德里政府只有十分有限的权力，大部分权力都在各群众组织手中。在马德里，所有的外国企业最早被没收。城市乡村都在集体化，财产证明被烧掉。百万美元的银行财产，黄金、珠宝、现金等等，在革命中被没收，再也没有归还。被查抄的私人财产也一去不还。为了免得中产阶级被群众组织屠杀，政府一度发出大量护照，让他们逃命去。

　　1936年底，当奥威尔来到巴塞罗那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局势让人震惊，势不可当”。他发现自己第一次生活在一个工人阶级掌权的城市。“每栋大大小小的楼房，都被工人占领了，挂满了红旗或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两色旗。每面墙上都画满了斧头和镰刀，写上了革命名称的第一个大写字母；几乎每个教堂都被毁掉了，里面的圣像被烧。各处教堂都在被一群群工人有组织地拆毁。每个商店和餐馆都挂出已经集体化的牌子，连擦皮鞋的都集体化了，擦皮鞋的箱子都漆成红黑两色。”在当时留下的照片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餐馆都转变成了集体食堂。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应该男女平等，可是又觉得男女分开在不同的食堂吃饭才像样子。奥威尔走在街上“喇叭里整天高唱革命歌曲”。服装和称呼都改变了，以前白领们戴的领带和帽子都消失了。“每个人都穿着粗糙的劳动服、蓝色工装裤或不同的民兵服”。传统的问候语也消失了，“同志”成了唯一的称呼。

　　初到一个革命圣地，奥威尔觉得，“这一切无不令人奇怪和感动”。看上去，“资产阶级要么逃跑了，要么被杀了，要么自愿站到了工人一边。”

　　刚刚来到巴塞罗那的时候，奥威尔就被共和派五花八门的政党名称弄得昏头昏脑。这些政党一般都有工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这样的字眼，差别只是排列组合不同。当时他们各有自己要惩罚的“阶级敌人”名单，也各有自己的“清洗委员会”。在战争刚刚开始一个多月的1936年8月，传来佛朗哥的摩尔兵14日在巴达霍斯屠杀战俘的消息，于是共和派的各个城市开始报复行为，屠杀监狱里的囚犯。在马德里盛行“Paseos”，那是恐怖的8月创造的一个特定词，它的意思是“兜风”，就是各群众组织随意从监狱里拉出一些囚犯，押上卡车去“兜风”，待到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空车了。这些囚犯被枪杀之后抛尸街头。

　　当时抓人没有司法手续，所以所谓囚犯，大多是群众组织随意抓来、未经审判的政治嫌疑犯。马德里是首都，在内战前的议会里有不同派别，首都的政治人物里自然也有不同派别的人存在。这是所谓民主共和制的本意。在这段时间里，右翼政治人物几乎一网打尽地被关被杀。8月23日，有十四个知名人士，在马德里模范监狱被神秘枪杀，其中包括长枪党创始人的一个弟弟、1933年的一个西班牙内务部长、一名将军，还有前马德里警察局长。

　　就连总理内格林和其他一些政府官员，也没有能力阻挡这样的杀戮，只能自己亲自去监狱，寻找和抢救那些被滥抓进来、很可能马上要被滥杀掉的知名囚犯，甚至亲自把有些要救的人送进外国使馆，通过他们找一条生路。即便如此，仍有一些人认为，待在牢里还是比在家里安全，外面更加无法无天。据记者说，百分之九十的冤死者，在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许多人死于非命，只因为他们是革命标准下的资产阶级。马德里被无辜枪杀的人中间，还有一对兄弟是哥伦布的后裔。

　　奥威尔所到的巴塞罗那，情况和马德里非常近似。

　　奥威尔以为，各个党派只是名字的叫法不同，大家都是“社会主义”，都是革命的。当时奥威尔非常振奋，他觉得虽然战时的生活条件艰苦，可是，“人们对革命、对未来充满信心，而且还有一种突然进入平等、自由时代的感觉”。他住进了“列宁营”。

　　奥威尔不知道的是，共和派阵营内部，其实正在因为派性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有点不幸的是，奥威尔和他的新婚妻子当时急着要来支援西班牙，恰巧没有通过共产国际的通道，而是经过了转折的关系，被介绍到西班牙的一个左翼政党组织“统一工人党”，来了也就进了他们的军队。而这个党，在西班牙的共和派内斗中，正是被清洗的对象。直到奥威尔差点死在他以为是“自己人”进行的大清洗之后，才知道同志之间原来可以有如此可怕的差别。

　　奥威尔发现，西班牙的内战性质，和他以前想象的不同。首先佛朗哥虽然得到德意的支持，可是“佛朗哥并不能和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相提并论”，他的诉求并不是要推行法西斯主义，而是要恢复传统的西班牙，他只是“一个落伍的人”。另一方面的发现，令奥威尔感到更为惊讶，就是，“并不是我们在英国想象的那样”，共和派是以“民主”在抵御佛朗哥和西班牙的现状。那是一个“明确的革命风暴”，“土地被农民占有，很多工厂和大部分交通被工会控制，教堂被摧毁，牧师不是被赶走就是被杀死”。正因为如此，佛朗哥才会被另一方描绘为“一位从一群残忍的赤色分子手里解救了他们的国家的爱国者”。他发现，在国际社会上，法西斯的新闻在造谣，而“反法西斯的新闻界也在有意隐瞒事实”，“也在全身心投入同样一个辱骂中伤的污水池”。那些支持佛朗哥的志愿军人，被左翼的报纸形容成“杀人犯，白人奴隶贩子，毒瘾者和欧洲各国的垃圾”，甚至说，佛朗哥一方的“防御工事是由活孩子的身体垒成”。当时已经从西班牙战场下来的奥威尔嘲讽说，“这真是最笨拙的做工事的材料”。

　　此时，格尔尼卡的大轰炸刚刚过去。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