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笔记(64)_林达

六四

　　1937年的5月底，共和派的军队有了一次目标是塞哥维亚的小规模进攻。塞哥维亚，就是那个有着罗马输水道的小城。今天想想真是很庆幸，幸亏他们没有把这输水道给打塌了。这一次，是法国和比利时人组成的国际纵队第十四营参加了战斗。这次战斗就是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的故事原型。

　　就在同时，1937年5月，由共和派控制的巴塞罗那大乱，左翼阵营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斯基派遭到共产国际的残酷镇压。

　　奥威尔从前线回来，更为惊讶地发现，一旦革命退潮，西班牙人在迅速回到原来状态。首先是，每个人又穿起了时髦的衣服，而民兵不再时髦。奥威尔说，“政治上清醒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两败俱伤的战争，而远非同佛朗哥的战争”，“劳工联合会和工人总联合会之间，在互相暗杀”。奥威尔发现，“自己最后的希望，可能就是混在毫无意义的巷战中，行进在写满标语的红旗后面，然后被某一窗口陌生人手中的半自动步枪击中”，他不得不回想自己来西班牙的初衷，“这可不是我理想中有意义的献身”。

　　还来不及多想，内斗的巷战已经开始了。共产党和共和派军官之间，爆发了内部冲突。四天巷战中有一千多人被杀。奥威尔回忆说，“在我一生中，再也没有比那几天的残酷巷战更令人难过、大失所望或令人心烦的事情了。”面对残酷现实，他已经不由自主地好几次要把内斗的对方叫做“法西斯”。

　　奥威尔偶然参加的这一派，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猜疑的气氛在各色人群中形成，绝大部分人不敢多管闲事。人们都染上了间谍疯狂症，悄悄嘀咕着其他每个人都是共产党或托派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或诸如此类的间谍。肥胖的俄国特务把所有的外国避难者都整了个遍，还说这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

　　卡巴耶罗总理拒绝正式镇压统一工人党，为此，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辞职，被内格林博士所取代。内格林博士据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生物学博士，家庭非常富有。从人品来说，口碑很好，也很开明。他没有自己很强的意识形态倾向，但是他认为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不惜一切来打赢这场战争，为此不得不利用共产党来维护和苏联的良好关系，从而从苏联购买武器。在左翼中他是个右翼，宣布“尊重私有财产”，试图抵御“集体化”的浪潮。

　　可是内格林一上台，就发出逮捕统一工人党的命令。于是这个党遭到共和政府的血腥镇压。

　　巴塞罗那所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和巴斯克地区一样，一直有很强的自治诉求。共和派的中央政府很难掌控他们。在奥威尔看来，这次内斗为共和政府“夺取加泰罗尼亚的全部控制权提供了一个盼望已久的借口”。在内格林总理的决定下，西班牙政府又从瓦伦西亚转移到了巴塞罗那。巴塞罗那成了内战期间的“临时首都”，战场重点也就在往东北方向移。共和政府进来之后，巴塞罗那就开始大清洗。

　　奥威尔还发现，在共和派控制地区，新闻检查不是针对佛朗哥派，而是针对自己人的异端。奥威尔落入的这一派的报纸“头版都被审查成了空白页”。刚刚过去的内斗，马上被描绘为是“完全由统一工人党发动的法西斯‘第五纵队’的叛乱”。

　　奥威尔和海明威不同的是他阴差阳错的经历，他不仅在前线挨冻受饿，还恰恰落在了一个特殊的群体里，他们被西班牙共产党和共和政府宣布为隐藏在内部的阶级敌人，是海明威笔下要清剿的“第五纵队”。奥威尔发现，西班牙共产党“断然宣称统一工人党正在分裂政府，不是失误而是有意谋划”。他们被当作“是一群伪装的法西斯分子，受雇于佛朗哥和希特勒，在以伪革命的政策来支持法西斯”，“是‘托洛茨基分子’的组织和‘佛朗哥的第五纵队’”。环顾四周，奥威尔发现，所谓“第五纵队”，仅仅这一部分，就“包括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其中有八千至一万在前线战壕里挨冻的士兵，还有成百上千来到西班牙和法西斯作战的外国人。这些人牺牲了自己的国籍和生计，却被认为是受雇于敌人的叛徒”。当然，奥威尔自己也被算在里面。

　　西班牙共和政府宣布，仅这一次左翼内战，就有四百人死亡，一千人受伤。而这样的左翼之间的“武装冲突”，奥威尔说，“全国各地处处可见”。“监狱里人满为患”，因为左翼内斗巷战中的俘虏，都被关入了监狱。国际纵队的外国人因“政治经历可疑”，被警察追捕。“当统一工人党被镇压时，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的秘密警察完全凭臆断行事，他们认为所有的人都有罪，并逮捕了所有他们能抓到的与该党有关的人，甚至包括伤员、医院护士、会员的妻子，有时连儿童也不放过。”西班牙共产党一直在呼吁“处死叛徒”，对监狱中囚犯的枪杀还在进行。

　　奥威尔的一个国际纵队的朋友，在回英国的路上被抓进监狱，只是因为他带了两个卸去了弹药、导火索之后的徒有虚名的“手榴弹”和弹片之类的“战斗纪念品”，想回家炫耀炫耀，结果被抓进共和派的监狱，在探监的时候，奥威尔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人身受保护的权利”。

　　即便如此，奥威尔仍然回到了“反法西斯前线”的战壕里。结果，他被一颗子弹打穿了脖子。大夫说，假如再巧一点，子弹差个几丝几毫，擦上颈动脉，也就成全了他的“献身”愿望了。作为伤兵，奥威尔又回到巴塞罗那。那时候，他只觉得，“空气中充满了一种特别邪恶的气氛——怀疑、恐惧、无常和隐恨”。“大街上密探警察随处可见”，监狱里挤得满满的。奥威尔说，“这种噩梦般的气氛很难用语言形容。”

　　很有意思的是，奥威尔也在想，自己为什么觉得“它很难形容”，为什么他没有语言能力来描绘这样一种气氛。他认为这和自己来自英国有关。“一个根本原因是，这种气氛在英国从来不曾有过。在英国，政治上的褊狭不很盛行；政治迫害也不严重；如果我是一个煤矿工人，我不会向老板掩饰自己共产党人的身份。”英伦三岛在欧洲是个异数，欧洲“大陆式政治活动中的‘好党员’”概念，在英国并不多见。英国“对持有不同意见者进行‘肃清’和‘开除’的观念也不流行”。而这一切，在巴塞罗那是“再自然不过了”。来自英国的奥威尔说，“我有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英式信念：除非你犯了法，否则‘他们’无权逮捕你。在政治性的集体迫害中，有这种想法却是极其危险的”。奥威尔最后只能这样描述他的感受：“本地气氛太可怕，活像一座精神病院。”

　　事实证明，奥威尔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可是，这种“精神病院”的气氛，让奥威尔吃不消了。他想念英国的“正常”，归心似箭。他可以忍受一切艰难和死亡的威胁，是因为一种理想的激励，当精神支撑消失，一切都变得无意义。他坦白说，自己要离开，“主要出自一种自私的动机。我急切盼望离开这里：远离这个可怕的、充满政治怀疑和憎恨气氛的地方，远离这个街道上满是全副武装士兵的地方，远离空袭警报、战壕、机枪……远离所有和西班牙有关的一切。”

　　很自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左翼士兵和奥威尔一样，变得无心恋战。至于一些国际纵队的外国人，就更觉得自己来这里是冒失了。谁知，共和政府在这个时候有了新政策：志愿前来的民兵，包括国际纵队队员，都算是“国家正规军的士兵”，没有退伍证要离开这里回家就算“逃兵”。结果越来越多的国际纵队队员和西班牙民兵，又作为“逃兵”被抓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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