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笔记(52)_林达

五二

　　当然，洛尔加想回家也有充足理由。他出名之后，他的家乡把一条道路以他的名字命名，家乡曾经很为他自豪。就在这一年，1936年的新年，他还收到过乡亲们集体签名寄来的热情洋溢的新年贺卡。再说，就在那几天，格拉那达选出新市长就是个左翼，还是他的妹夫。他总觉得，安达卢西亚是他的家，格拉那达是他的家，他就像一只鸽子，在外面受了惊，就赶紧飞回有父母的窝里，头埋进父母的翅膀，也就踏实了。

　　1936年7月13日，洛尔加和一个朋友一起吃饭，他充满恐惧预言般地说，“这块土地将布满尸体！”他告诉朋友他决心回格拉那达去。当天晚上，朋友把他送到车站，为他安排卧铺。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个人经过他的车厢。只见洛尔加迅速转过身，惊慌地做着手势，驱魔似的叫着“蜥蜴，蜥蜴，蜥蜴”。朋友问他，这是谁？洛尔加告诉他，这是格拉那达的一名议员阿隆索（Ramon Ruiz Alonso）。看到他，洛尔加明显地感到不安和慌张。

　　洛尔加到家的时候，格拉那达的报纸还报道了“洛尔加回乡”的这一“名人行踪”。初到的两天，他和事先赶到格拉那达的父母会合，和朋友重聚，心情开始放松。可是，格拉那达的形势其实不比马德里轻松。格拉那达虽然是个传统的保守地区，可是左翼声势也在日益壮大，就在那年三月，格拉那达的一次左翼示威，就砸毁了两个教堂室内的全部设施，抢劫了右翼组织的一些领头人，毁掉了天主教堂伊莎贝拉的“圣物”。天主教的日报《理想》被捣毁了。当时右翼也只能忍气吞声，新当选的格拉那达市长和省长都是左翼，也说明了左翼在这个地区的势力不凡。

　　可是，越是力量对比不相上下，越是从一开始一方就有显示强力、实施压迫的动作，在另一端决心反扑也有能力反扑的时候，也会特别残酷。因为你死我活的架势已经放在那里。洛尔加回家只有三天，佛朗哥就起事了。这个地区和马德里不同的是，大多数军人最终站在保守叛乱的一边。7月20日，格拉那达的士兵们就离开军营，宣布站在佛朗哥一边，并且占据了政府大楼，逮捕了左翼的主要政府官员。7月23日，整个格拉那达都在右翼手中了，可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胜券在握的，因为当时格拉那达是在左翼势力的包围中。

　　就在这个时候，打着长枪党旗号的各色群众组织蜂拥而起。完全就像马德里这样的左翼地区无政府主义的群众组织一样，只是攻击的对象不同。而不论是马德里的共和政府，还是右翼叛乱的临时政府，都对这样群众组织带来的地区恐怖不加控制，或者无力控制。左翼右翼都从监狱里“救出”了他们曾经犯罪的同道，其中一些人是因为过去参与屠杀才进的监狱，现在都分别成为双方的英雄。整个西班牙都陷入恐怖之中，区别只是被叫做“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只是“颜色”不同。

　　在格拉那达的阿尔汉布拉宫后面的墓地墙边，每天都有人被拉到这里枪杀。1936年8月6日，长枪党抄了洛尔加的老家，只是因为传闻说是洛尔加有一个无线电发报机在直接和俄国人联系。结果，当然没有抄到任何东西。三天以后，一帮长枪党来骚扰、殴打洛尔加的邻居，洛尔加和他们发生冲突。他们马上认出了他，并且在威胁他的言辞中给他贴上了左翼的标签。尽管洛尔加再三辩解，他的朋友中各色人等都有，可是来人根本不要听，这哪是讲理的时候。他们临走撂下话来，勒令洛尔加不准离开自己的家。这个时候，洛尔加是真的落入了惊惧之中。

　　他马上给自己的一个年轻的诗人朋友打电话。因为这个朋友有两个兄弟是长枪党的头头。洛尔加认为，这应该是一种保护。他的朋友在电话里曾经劝洛尔加离开这里，去邻近的左翼控制的地区。而且告诉洛尔加，他可以帮忙，这并不难，他已经帮助过好几个人离开。可是洛尔加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只是因为他害怕孤独地面对不可知的前景。哪怕朋友告诉他，到了那里就有接应，他也不敢面对两地之间独自要经历的一段路途。他还是选择去朋友的家。于是，这个朋友当天就把他接过去了。

　　这位朋友叫罗萨莱斯（Luis Rosales）。他们的家离右翼占据的市政大楼只有三百码的距离。现在的人们看着这点距离，觉得洛尔加这简直就是在自投罗网。罗萨莱斯的家是一栋很有地方特色的房子，品质很好，可是已经有了很大改变，现在是一家旅馆，很难认出原来的面貌了。罗萨莱斯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机械师，非常受人尊敬。他在政治倾向上，是有自由派倾向的保守主义。他也是长枪党成员，只是很少有时间参加他们的活动。他的妻子也赞同两个长枪党儿子的观点。可是，正因为长枪党只是很普遍的群众组织，很多人都随着自己对政治的粗浅看法或者是宗教倾向、价值取向，甚至无足轻重的原因，参加进去。真干了坏事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其实不论什么政治倾向，群众组织大多都是这样。住在这栋房子里的，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有不少女眷。这家人很喜欢洛尔加。男人们都忙在外头，洛尔加的大多数时间，就是向女人们聊聊他自己的故事。这家人有很好的藏书，洛尔加也看书，还在考虑他想了好多年的有关《亚当》的创作。

　　洛尔加的诗人朋友罗萨莱斯，和父亲一样，也是个有自由派倾向的保守主义者，在格拉那达右翼起事之后，像他们这样其实是温和的中间派，就变得很难立足。你必须消除别人的怀疑，站到一个更明确的、也就是说更极端些的立场上，否则可能就有麻烦。再三考虑之后，罗萨莱斯也套上蓝衬衫，参加了一个长枪党的组织，还因为他很能干，很快被提拔了。他和父亲把洛尔加留在家里，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那是一种很不稳定的形势，若被指责为“保护赤党”，一个不巧，很可能是要送命的。这个家庭帮助过很多人，其中有共产党，还有洛尔加以前办杂志的赞助人，罗萨莱斯为了帮他，就干脆介绍他参加长枪党。

　　形势急剧恶化。8月16日凌晨，洛尔加的妹夫、前左翼市长和二十九名其他囚犯一起被枪毙了。因一名牧师报信，洛尔加一家马上知道了这个噩耗。消息传来，洛尔加最后的一点宁静随风逝去。既然他妹夫这样完全清白的人，仅仅因为一个政治职位就可以被处死。那么，他这个有着“红色”标签的作家还有什么安全？仔细数数，按照这样罗织罪名的方式，洛尔加的罪名实在很多。除却可能的政治罪名，他还是在格拉那达很多人无法接受的同性恋者。再说，他还是个名人。当然，这样的消息传来，罗萨莱斯一家也感到不安，他们觉得洛尔加在他们家并不保险。可是，现在这个时候，能让他去哪儿？

　　危险已经在门口。就在洛尔加妹夫被杀之前一天，又有一伙儿人拿着逮捕证去他家。在搜捕落空的时候，就宣称要抓走洛尔加的父亲。洛尔加的妹妹在恐惧之中脱口而出，说洛尔加并没有逃跑，只是住在他的长枪党朋友家中。8月16日下午，一群人冲到罗萨莱斯家。

　　罗萨莱斯的家人大多都不在家。留在家中的几个人，可以说都非常勇敢。他们坚持说，他们是一个长枪党的家庭，洛尔加是他们的客人，你们不能带走他。僵持了很久。来人软硬兼施，坚持说洛尔加是“俄国人的间谍”，说他“用笔比别人用枪带来的破坏更大”；又说，要他去只是问问话。最后，不仅是寡不敌众，还因为局势放在那里，这根本不是罗萨莱斯一家有能力拦得住的事情。最终，洛尔加也知道自己留不住了。洛尔加已经完全垮了，他在那里哭泣。罗萨莱斯家的三个女人，在他下楼前拉着他的手，一起为他祷告。洛尔加终于离开了他藏身的地方。

　　领头来抓洛尔加的，就是格拉那达的那个议员阿隆索。一个月前，洛尔加坐上回格拉那达的火车时，曾经惊慌地对他的朋友说，他看到阿隆索在同一辆火车上。事后，历史学家们查证到，阿隆索是在洛尔加离开马德里的三天前，就坐汽车去马德里了。也就是说，洛尔加可能是认错人了。即便如此，这一情节，总让人在冥冥之中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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