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笔记(53)_林达

五三

　　洛尔加被抓走之后，罗萨莱斯一家疯狂地通过一切他们在右翼的关系，要把洛尔加救出来。甚至找到了当时格拉那达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出示了几页纸，那是阿隆索写的洛尔加的罪状：一个从事破坏的作家，暗藏着和俄国联系的发报机，同性恋等等，甚至还有罗萨莱斯掩护洛尔加的罪状。这位长官说，你看，假如不是这么严重，我就给你们放人了。

　　多年以后，洛尔加家的老保姆说，她怎么会忘记1936年8月16日那天呢，她给洛尔加的妹夫送了整整一个月牢饭，那天早上，说是人已经被枪毙了。同一天下午，传来消息，洛尔加又被抓走了。第二天，17日，她就开始给洛尔加送饭，市政厅中关押洛尔加的房间里，连床也没有，只有一张桌子、笔和几张纸，大概是给人写交代材料用的。18日，她又送饭去，前一天送去的食物，洛尔加一点没动。19日，老保姆再去，人，已经不在了。

　　洛尔加在18日被转移到格拉那达东北的一座叫做阿尔法加（Alfarca）的山下，关押洛尔加和另外三名囚徒的那栋房子，是死囚们度过最后一夜的地方。好心的看守是个基督徒，他把实话告诉不幸的人，这样至少还有个忏悔的机会。看到洛尔加特别伤心，他开始帮助洛尔加忏悔：“我，有罪的人……”洛尔加结结巴巴，跟不上去：“妈妈教过我忏悔的，可是，我全忘了。”

　　忏悔之后，洛尔加安静下来。

　　眼前是这座黑黝黝的大山，山上有一汪今天人们叫做大泉（Fuente Grande）的泉水。千年前，摩尔人把它叫做“眼泪泉”。19日凌晨，那里传出几声枪响。

　　就在这一天，几个自称为“黑卫队”（Black Squad）的人，来到洛尔加的家，拿着一张洛尔加写的纸条：“父亲，请给来人一千比塞塔作为给军队的捐款。”洛尔加的父亲，怀着救出儿子的希望，如数把钱交到了他们手上。

　　或许，这是诗人洛尔加生前写下的最后文字。洛尔加的老父此后流亡美国，直到九年后他在纽约去世。洛尔加这张最后的纸条，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在他的皮夹里。

　　曾经有个后来加入英国籍的格拉那达人，多年之后回到故乡。可是他怎么看，都觉得这里不对了，这里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格拉那达。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怪感觉。最后他突然明白了，那是因为：“格拉那达，这个城市，杀死了它的诗人。”

　　此后，他花了很多力气去调查格拉那达的被害者的墓地，试图找出洛尔加的埋葬地。可是能够找到的，只是无名死者们的集体墓穴。这一点不奇怪，在洛尔加被杀死之前，墓地里已经有二百八十个同样的受难者。在内战的三年中，格拉那达登记在册被如此枪杀的受难者就有两千个。人们估计，其实死亡的人数更多。

　　洛尔加的故事在久久流传。“九八”一代以后，洛尔加是西班牙最著名的一个诗人，写洛尔加的书有很多。在人们讲述洛尔加故事的时候，往往强调他是被右翼法西斯匪徒杀死的，其实在西班牙内战中，被左翼杀掉的知识分子数量也不少。他们中也有洛尔加那样的诗人，假如他们的故事写下来，大概也一样惊心动魄。可是，他们的经历没有被调查、记录、纪念和讲述，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西班牙内战双方的政治画线。

　　一方既然是“反派”的法西斯，唱了白脸，那么另一方就必须是“正派”的反法西斯，就是红脸。从内战刚刚结束就开始的历史记录，很多都接上了内战期间的宣传，历史叙述者本身就是内战的参与者，或者一方的支持者。西班牙内战又接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为全人类公敌。很少有人敢指出，反法西斯一方的激进派，也有过和法西斯相同的作为。人们绕不过这个弯去，绕得过去的人也犯不着说出来，因为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害怕弄个不巧，让别人把自己给归到法西斯一边去。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使得一大批受难者被人们有意忘记，被归在“保卫共和”必须支付的代价里。而左翼激进运动的历史教训，也迟迟得不到反省。这使得这些左翼以后在长久的岁月里，戴着反法西斯的桂冠，把同样的杀戮行为，长久地掩盖下去。

　　在右翼掌控的地区，有许多如洛尔加这样左翼知识分子和文人艺术家被杀。而在左翼控制的地区，也有很多富人、或者说看上去不穷的人被杀。有一些人被杀，是因为他们不是穷人；一些知识分子被杀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理念不同；还有一些人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被杀。在激进的左翼看来，这些人在社会上所处的位置本身，已经足以说明他们是“有罪”的敌人。争斗双方那些急急在街头奔走并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大多都是底层的民众，其中也不乏浑水中泛起的沉渣。

　　当时的《泰晤士报》报道了一起左翼的杀戮。1936年7月27日在巴塞罗那的一个山脊上，一些革命委员会的人，发现一些武装分子押着六个妇女在车上。他们试图拦下来问一下，车子疾驶而过，根本不理睬他们。“过一会儿，汽车返回，车上的妇女已经不见了。那个委员会开始搜寻。他们在树丛中发现了四具被枪杀的尸体。一名妇女伤重无法移动，另一名还有知觉，立即被送往当地的红十字医院。这六名妇女是巴塞罗那多米尼加修道院的修女，有人借口要她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就把她们带出了修道院。死者在当地躺了一晚之后，第二天被送往巴塞罗那。”据当时的报道，这样的杀戮，被普遍看作是“巩固反法西斯革命的必要过程”。

　　不仅左翼的群众组织杀人，左翼政府也杀人。“九八”一代著名的作家和社会政治理论家马埃兹图，就是在1936年内战开始的第一天就被共和政府枪毙的。

　　马埃兹图的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人。因此，他能够用流利的英语和西班牙语写作。他在古巴生活过，一回到西班牙，就成为“九八”一代文化运动的领头人。这一代文化人活跃的二十世纪初是西班牙最困惑的时期，很自然地有人想到要西班牙离开传统走向欧化；也很自然地会有人认为，欧洲应该学习堂·吉诃德精神。马埃兹图是提倡西班牙欧化的，他写了《走向另一个西班牙》。在那个时候，他相信法国启蒙运动宣扬的理性精神可以替代传统的宗教，从理性出发是一条更光明的道路。当时，马埃兹图很激进，也有一大批左翼的激进朋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马埃兹图作为战地记者，在法国和德国这两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最主要的交战国家采访。战争的经历，使得马埃兹图对自己心目中理性国家的榜样完全失去信心，也不再认为，仅仅依靠理性能够解决社会问题。不知西班牙激进派带来的社会混乱，是不是也成为他转变的一个原因。这时他开始回过头来，呼吁要有权威，不能抛弃传统，要坚持基督教的信仰。他写了一本书《从战争看权威、自由和功能》，表达自己的感受。他和自己的左翼激进朋友们分手，创建了西班牙的保守运动。1928年他成为西班牙驻阿根廷大使。

　　在内战开始的第一天，他被左翼枪杀，理由仅仅是他拥有不同的信仰和政治理念。

　　有一张长长的西班牙知识分子名单，名单上的人是被所谓的“共和派”极端左翼在内战中枪杀的。他们中间也有和洛尔加一样的诗人。比如，戏剧家Pedro Munoz Seca，作家Manuel Bueno，诗人Jose Maria Hinojosa，作家Manuel Ciges，作家和散文家Ramiro de Maeztu，作家Victor Pradera，欧维多大学退休教授Malquiades Alvarez，教育学教授Rufino Blanco y Sanchez，阿拉伯文化教授Rafael Alcocer Martinez，西班牙学会成员Z. Garcia Villada，西班牙学会成员J. Zarco Cuevas，作家J. M Albinana y Sanz，新闻记者Delgado Bareto，新闻记者S Vinardell Palau，新闻记者J. San German Ocana。

　　在内战中，左翼一方把与天主教有关的知识分子几乎斩尽杀绝，例如J. Requejo San Roman，Luis Urbano Lanaspa等等。根据西班牙宗教界的统计，有名有姓的教士、修士和修女，有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二名在内战中被杀害。在巴塞罗那，修女们的墓地被挖掘出来，破碎的棺木和尸骨还被当街展示。

　　在西班牙内战中，滥杀无辜的情况，左右两翼大致不相上下。假如只提其中一半，那么就有另一半的事实和教训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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