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一个梦想(32)_林达

三二

　　正因为“克兰黛尔案”是一场“超前的司法挑战”，因此，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虽然通过这场官司的辩论，在民众中进一步澄清了许多基本观念，可以说在历史进步过程中又推了一把。可是，就这个案子本身来说，在康乃迪克州的最高法院，还是输给了以裘迪森为首的保守势力。“克兰黛尔案”的律师们当然知道，案子本身的输赢，是司法挑战成功与否的一大衡量标准。可是，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在挑战中，必须遵守原有的公众契约，必须遵守大家讲好的游戏规则。所以，输了官司，只好看着黑人学校关门，学生辍学回家。

　　他们的失败，就意味着裘迪森的胜利。普遍认为，裘迪森在这场官司里所表现出来的法律方面的才能，和他的保守立场，是使他在康乃迪克州，较快地取得今天这样地位的原因之一。

　　知道这个背景，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裘迪森法官接案的消息，会使“阿姆斯达”号黑人的律师，产生如此冲动的反应了。在触及的问题非常相近的“克兰黛尔案”中，他们曾经与裘迪森棋逢对手地较量过，而且输了一场。如今再次相遇，对手却成了裁判！

　　由于美国传统的司法独立的神圣地位，使得作为一名宣过誓的法官，一般来说，还是对这一职位所要求的职业道德，持相当严肃的态度。更何况，法官也在制度的监督之下，在美国，法官不公的话，立即会被告上上诉法庭，自己成为被告。但是，在维持审判公正的同时，他的一些基本立场，如倾向于保守派，还是倾向于自由派，仍然会在无形中影响他的裁决，虽然这样的影响是在法律许可的限度之内的。

　　现在再回过头来，细察裘迪森法官的整个审理过程，平心而论，他还是在竭力地调整天平，力求公正。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由于他的种族偏见，而在某一个细节侵犯了这些黑人受到公平审理的权利。其实从一开始，人们就有所感觉。

　　在开审的时候，“阿姆斯达”案的黑人一方，就遇到了一个意外的难题。语言学家化了好大的力气才找到，而且好不容易才从那条英国军舰上“借”下来的那名黑人翻译，在纽黑文身患重病。本来就缺少证据的黑人一方，他们自己的证言就成为证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个翻译，黑人就根本无法为自己作证。胜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因此，律师要求让黑人延期作证。

　　使律师们感到非常意外的是，裘迪森法官不仅同意将黑人的出庭作证延期至1840年1月7日，并且宣布，届时会将开庭地点移至黑人翻译所在的纽黑文。这不但确保了黑人在法庭上有一个为自己申诉的机会，而且，纽黑文地处自由的纽约州，法庭内外，整个气氛会与康乃迪克州有很大的不同。不管怎么说，你都必须承认，这个决定是对黑人有利的。

　　在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许多历史情节都只能被删除了。看到的往往是法庭上最精彩的一些片断。实际上，一个法庭辩论，包含了这些律师无数昼夜的，可以说是很枯燥的辛勤工作。同时，这甚至是一个系统工程。不知有多少人在为这个案子提供资料，筹募捐款，联系援助。

　　在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中，其实也有许多派别。这个道理很简单，他们的思考，大量是来源于宗教，所以就连宗教派别的不同，都会形成很大观点差异。至于一般的持反对奴隶制态度的人，观念观点的差别就更大了。例如，反对奴隶制的人们，对于采用何种方式，用多长的时间完成废奴，意见不尽相同。其中还有不少人，仍然持有各种程度的种族偏见。然而，在这个案子里，是反奴隶制阵营一个相当成功的联合行动。他们试图以最大的宽容度，联合所有反对奴隶制的力量。也就是所有的人集合在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即对普遍人性的寻求和对黑人的人道关怀。

　　这样一个庞大的阵营，甚至联系到了美国之外。他们最终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英国人曼登，来为“阿姆斯达”案的黑人一方作证。曼登也是一个反奴隶主义者。他的特殊身份，使他的证词成为证明黑人自由身份的一个强有力支撑。

　　在西班牙人与英国签署了停止海外奴隶贸易的协定以后，英国按照与西班牙人的协议，指派一些官员参与相关工作。曼登就是这样一名官员。他是在1835年被派往哈瓦那，监督对一些获得自由的黑人的保护工作。曼登很适合这样的工作，他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从“阿姆斯达”案一开始，他就一直在关心案情的进展。在作证前，曼登其实已经回到英国。在他离开哈瓦那的时候，他得知古巴当局已经在准备以“海盗罪”和“谋杀罪”起诉这些黑人。这使他感到极大的不安。当他确信这些黑人是非法进口的时候，他不惜千里迢迢从英国赶来美国作证。

　　曼登以前就来过美国，而且在这里还是一个有相当知名度的人。当时，英国刚刚在它的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废奴。因此，在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安吉鲁·杰克逊会面的时候，他还试图劝说杰克逊总统立即着手在南方废奴。他想利用一下总统的功名心，所以，十分巧妙地对他说，解放奴隶这样一个行动，最终与您这样一个有着不凡经历的将军名字联系在一起，是最合适不过了。这些话倒也不能算是过分的恭维。

　　杰克逊将军是美国第一个来自贫苦移民家庭的总统。他全靠自己努力，以及在1814年开始的英美战争的战场上建立的赫赫军功，才进入白宫。他使得美国的政治风气有了很大的转变，也进一步推动了制度的建设。美国完全打破政治上的贫富差距，至少白人可以得到绝对的每人一票选举权，也是从这时开始的。这位平民总统深知美国南方奴隶问题的复杂性，也当然明白，这还远不是靠解放奴隶“出名”的时候。

　　所以，杰克逊总统不无自嘲地转身对他的秘书说，你用纸点上火，再弄上一桶炸药来。我往桶上一坐，你就把那火引子交给这位曼登博士。只要一眨眼的功夫，他就准能让我“出名”了。

　　显然，上一次，曼登的“上层游说”没有起到作用。这一次，他是来实实在在地为“阿姆斯达”案的黑人尽一份力。

　　1839年11月份的一个下午，裘迪森法官在他的办公室，为曼登博士举行了一个小型听证会。几经波折之后，最终法官还是批准，让这份证词在新闻媒体上全文公布。曼登的证词，成为“阿姆斯达”案最有力的证词之一。

　　曼登的证词主要是支撑了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一直所宣称的论点，就是这些黑人是刚刚从非洲进口的。曼登在古巴的工作中，协助过几百个被英国及西班牙巡逻艇截住的，私运进古巴的非洲黑人。在被法庭解放之后曼登帮助他们登记和确定年龄。他在作证之前，接触了“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他以从事古巴黑人工作的专业眼光，判断他们是“新近进口”。他指出古巴官员发出的通行证是虚假的，并指出这种经过受贿而发出假证件的做法，在当地非常普遍。

　　曼登还接受了双方律师的提问。在回答这些提问中，他强调，合法奴隶已经很少以这样的形式在哈瓦那的奴隶市场卖，这样的奴隶市场提供的一般都是非法带来的非洲黑人。同时在回答有关古巴奴隶的语言问题时，他讲到，在古巴访问一些种植园的时候，他很惊讶地发现，那些非洲黑人能够这么快地开始学会西班牙语。

　　曼登谈到，“阿姆斯达”事件发生以后，他在古巴的奴隶市场作了一番调查，找到了一个知情者。这名知情者告诉他，说是他不仅看到过“阿姆斯达”号上的黑人，而且知道是谁把他们运到古巴来的。到末了，那人还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声“真可惜”。曼登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觉得这些黑人肯定要在美国因为“谋杀”等罪名被处死，所以，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大批值钱的非洲货”了。曼登证实，如果这些黑人被交还古巴的西班牙当局，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在此之前，西班牙公使对美国外交部长的一番话，似乎是在验证曼登的说法。这位公使警告说，对“阿姆斯达”奴隶暴动的宽恕，无疑是鼓励其他的奴隶也起来暴动。

　　在这一段时间里，西班牙公使阿噶兹代表他的女皇，频频催促美国总统交还“阿姆斯达”号和它的全部乘客。正如你已经知道的那样，不论是凡布伦总统，还是他的外交部长，都有充足的动机希望这一事件早了早好。根本不希望为一个“阿姆斯达”号上的几十个黑人，搞得自己内外交困。他们也巴不得能够一船推过去，一送了之。可是，来自佐治亚州的外交部长佛西斯，只能无可奈何地对西班牙公使实话实说，之所以美国总统现在无法立即执行“平克尼协议”，送回“阿姆斯达”号，是因为这个案子现在的状态，已经“超越了行政分支”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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