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60)_林达

六〇

　　§自律与诚信

　　阿米绪的保护者

　　讲着阿米绪故事，就很难不想到贵格教派（Quaker）。贵格也称作公谊会或教友派（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和清教徒、阿米绪一样，也是一个新教教派。今天阿米绪能在北美发展，全仗贵格接纳。说来也对，假如没有外部宽容，阿米绪自己再有定力也难存活。可是在政教合一的十七世纪，接纳首先并不是体现在政府的行政接纳，而是一个强势宗教派别对异教的接纳。

　　我和大多来北美的移民一样，最初和“贵格”相遇，是从一个老牌圆筒麦片开始，它印着个笑呵呵的老人头像和 “贵格麦片 ”（Quaker Oats）字样，这麦片进了家门就没有断过。真正令我对“贵格”刮目相看，是很多年前准备写美国种族相处的历史故事。当时我在乡村图书馆借来一本书，其中有一段贵格集会的会议记录，看了心情很不平静。

　　这份记录诞生在1688年，那时贵格在宾夕法尼亚安定下来只有七年。那是在德裔贵格会友建立的“德国镇”，移民们在每周一次的宗教聚会上讨论说：“他们是黑人，但是我们不能想象，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能有更大的权力令他们为奴，就像我们对其他白人，也没有这种特权。俗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对不同辈分、不同血统和不同肤色的人，都应该一视同仁。”这不仅是在反奴隶制，还在反对歧视、提出接受异类的平等和宽容，这是向前迈出的更为困难的一步，很多现代人还不能做到。

　　如马萨诸塞州的清教徒，能够认识奴隶制度的罪恶，到达北美不久就立下禁令，禁止从非洲劫持黑人为奴，违者处死刑。可他们虽然自己在欧洲饱受宗教迫害，来到北美后对异教徒仍然无法宽容。贵格在马萨诸塞州就饱受清教徒迫害：书被烧，教徒被吊死。1681年贵格领袖之一威廉·潘恩向英国国王要下宾夕法尼亚建立殖民地，第二年潘恩在伦敦宣布他的施政纲领，不仅在总督之外有一个强有力的拥有立法权的议会，还明确提出实行宗教自由。从此，宾夕法尼亚开始实践宗教宽容的“神圣试验”，也成了阿米绪在北美的第一块乐土。

　　北美是新大陆，却并非从零开始，其成就多半可追到源头英国，“贵格思路”也不例外。

　　贵格的源头

　　Quaker一词英语意思是“震颤者”，据说源自它的一名早期领袖称“听到上帝的话震颤”而得名。贵格的创始人是一个十七世纪的英国人乔治·福克斯。

　　福克斯天生的特性可能就适合做宗教领袖，他内向、投入、严肃、善思考，又生长在一个宗教气氛极为浓厚的环境中，在那个时代，七七八八出现了一大批各类所谓新教教派，看来并非偶然。原因是几百年下来，教会借神意、外战压倒内省，重仪式超过重内容的趋势越演越烈，许多基督徒感到不满。我们今天看到，即便是天主教这样的古老教会，也逐渐在内部改革，慢慢变化和扭转方向。当时这些新教教派的出现，也是一些教徒对原来的教会失望继而绝望，遂提出各种不同的对人神关系的思考，贵格就是其中激进的一支。

　　福克斯和很多圣徒、宗教领袖的经历类似，都有过一段在信仰世界中认为是与神对话，而在世俗世界认为是精神失常的时期。说福克斯的教派激进，是他在“反形式主义”方面相当矫枉过正：不称呼尊称头衔，不起誓；礼拜不叫礼拜，要叫做会议（meeting）；教堂要叫做会所会堂（meeting house），今天在北美也还是这样，福克斯一开始还坚持要把教堂叫做“带尖顶的房子”。福克斯反对洗礼和圣餐，认为神在每个人心中，人可以直接与神对话，任何人无须训练就可向他人传教，不分男女。

　　福克斯要求教徒如兄弟般友爱，严格按照基督的精神去实践，过平淡生活，外延扩大到演讲不要花里胡哨，简洁明了即可。据说现代西方政治家的演说风格，就是受了贵格的影响。福克斯认为，基督上十字架，昭示人类的就是和平主义，不抵抗、非暴力。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和阿米绪一致，所以他们都被称为是和平教会，后来人们以为非暴力是甘地的发明，只是一个误解。贵格要求人追求正直、诚实、完善，也从平等推出宗教自由。

　　贵格派一出来就受到英国国教的迫害。但是公平地说，也有一些冲突是必然的。贵格许多自己订的规矩，确实和英国的法律有冲突。至少，为求平等而在法庭上不以尊称称呼法官，上法庭和作证拒绝起誓，都有藐视法庭之嫌。宾夕法尼亚的兰开斯特是今日最著名的阿米绪聚集地，兰开斯特这个地名即来自英国，福克斯曾几度在英国的兰开斯特郡被捕入狱。

　　可是读这些故事总是有一些奇特的感觉，感觉那里的传统与其他地方不同。比如说，一次福克斯被抓起来送到伦敦的“护国公”克伦威尔那里，克伦威尔就会有兴致坐下来，听听这位异见领袖讲述贵格和传统宗教的不同，听着听着，颇为感动，虽然他并不赞同，也并没有完全停止对贵格教徒的起诉，可克伦威尔还是把福克斯给放了，还说，我们要是能这么常聊聊，兴许就能缩小差距。此后福克斯又被查理二世抓起来过，关在英国兰开斯特。福克斯在监狱里洋洋洒洒给国王写信提出种种建议，虽然国王并未采纳，至少有一条是照做了，就是放掉了一大批在克伦威尔时期被捕的贵格教徒。有这样的故事发生，宽容就有产生的土壤。

　　贵格和作为农夫的阿米绪不同，成员有大量的绅士和商人，也就是知识精英，因此在教育问题上他们的看法和阿米绪就有很大不同。贵格在北美自己创办了许多学校和大学。他们从一开始在保护自己宗教自由的同时，就有政治理论的思考，并且懂得推动立法来保护自己。如宾夕法尼亚的创建者威廉·潘恩，就把英国逮捕非国教教徒的行为都归作是对“与自由和财产相联系的古代根本法”的攻击，他宣称，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纯粹的宗教信仰问题而被剥夺自由和财产。他的理论基础是，英国对自然法的确认，是他们最根本的遗产。潘恩宣称，他赞同对英国历史的如此看法：即“大宪章”并非个人权利的起源，个人权利是自然存在的，“大宪章”只不过是“追认”了“原本就存在的自由”。

　　基于这样的思考和努力，英国终于在1689年推出了《宗教宽容法》（The Act of Toleration），允许贵格等新教徒维持自己的信仰，虽然在出任公职上仍有限制，也没有包容天主教徒和统一教。可是，在十七世纪，就能够确立“宽容”为法律原则，已经非同寻常。同时，宽容也表现在异端一方，他们不谋求取代国教，而寻求和平共处。他们虽然不能任公职，却转而把他们对道德、责任的宗教热情注入社会其他领域。在十七世纪，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的英国贵格信徒和国教信徒人数差不多，在十八世纪前者是后者的四倍，在十九世纪是三十倍。在北美，宾夕法尼亚是十七世纪英国在那里建立的最后一块殖民地，却是发展最迅速的地方，这与潘恩的贵格思路分不开。建立美国之后，很多人认为，美国原则包含了很多贵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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