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61)_林达

六一

　　提升自己是改变社会的起点

　　而贵格思路中对社会的要求是从他们对个人品质的要求中延伸出来的。其实，这是个很自然的常识，良好社会来源于这个社会的个人对自己有一定的品质要求。随着时代变化，贵格也在不断变化中。他们不像阿米绪那样坚持古朴的服装，我们在麦片罐上看到的典型的早期贵格服装，在现代美国已经看不到了，这使得他们融入人流中，而不是像阿米绪那样，因古朴反而突兀，虽然贵格对服装还是保留着力求朴素的观念和要求。贵格仍然坚守自己从信仰出发的基本准则：简朴、诚实、平等、和平。贵格对这样的品质内修格外认真。

　　贵格信众很出名的特点是“不起誓”。而在法庭作证必须对《圣经》起誓“只说真话”，这是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传统，可是为了强调社会宽容，对于无神论者和如贵格教徒这样的“不起誓者”，法庭上容许以“确认”（affirm）取代“宣誓”（swear），甚至连总统宣誓都可以以“确认”替代。非常有意思的是，贵格不起誓不是给说谎留后路，而是对诚实的细究。我们谁也没有如贵格那样去认真想过，起誓可能是一个划分起誓前后两种状态的标志。贵格的认真就是寻根刨底，不给自己留下不诚实的借口和余地。他们认为：如果起誓在法庭上作证讲的都是真话，那是否等于说，其他时间、日常生活中就可能或者可以说谎？他们拒绝在法庭上起誓说真话，是为了确认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说真话。

　　这一类看似非常简单的事情，贵格信徒认为不依仗信仰难以做到。和平主义是一个更为突出的例证。对贵格、阿米绪这样的和平教会来说，和平是信仰对个人的品质要求，所以是从自己为出发点和思考立足点的。对他们来说，非暴力就是绝对不使用暴力，必须具体落实到自己绝无暴力行为，进而要求自己不以暴力抵御伤害，也不以暴力救助他人。由此，他们推出反对一切战争就是顺理成章的，他们假设自己和亲友的生命受到威胁时都不违背信仰动用暴力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样的个人和平宣言就落在一个很坚实的基础上。而世俗世界的反战以及和平主义，往往是泛泛的有关战争观点的政治表态，从来没有细想过，临到自己面对生命威胁时，这宣言还是否作数。和平教会的和平宣言是拿自己的生命垫底，自然就比较硬气。从十七世纪在英国开始，贵格就以反对以国家名义发动战争而著名。

　　由于贵格和阿米绪不同，他们更为积极参与外部社会活动，因此在促进“良心反战者”可以免服兵役的官司中，贵格是司法挑战的主力，而阿米绪更像是受益者。如果说阿米绪的生活态度是洁身自好，贵格则是积极进取。阿米绪的和平主义，止于自己的非暴力、不当兵。而贵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7年，做了大量对平民的救助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帮助纳粹德国的难民出逃，给交战双方国家的平民以人道救援。因此在1947年，英美两大贵格慈善组织英国教友会（Friend Service Council）、美国教友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现在，他们更进一步参与进行敌对国家的调解，以及预防暴力冲突的工作。

　　贵格启示

　　读贵格的历史，就像读阿米绪一样，会感受一种人类精神活动的奇妙。

　　人的天性中其实有放纵、自私、趋利的倾向，极端的时候会侵犯伤害他人，会引出暴力甚至战争。人也有虚荣、自我放大的倾向，投入社会政治的目的有时会夹杂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对荣耀的追求。可是，人类也有另一面，寻求谦卑中的反省，试图认识和了解自己的弱点，试着给自己一个刹车装置。在信仰世界中，改变世界的第一步，是提升自我、完善家庭。自己内修为良善之辈，扩大至推动社会向善行走，己所欲，施予人。社会是由个人组合而成的。

　　英语有很有趣的一面，例如把我们华人文化中颇为正面的“有雄心”、“劲头十足”和略有贬义的“野心勃勃”，一起叫做“ambitious”；也把中文中正面的“积极进取”、“敢作敢为”和负面的“放肆”、“具挑衅性”、“侵略性”一并合为“aggressive”。你仔细体味，发现它们差不多像是一回事，差别只在分寸上。控制分寸的是一条无形的界限，一脚走过，如覆水难收。阿米绪建设自己的社区生活，贵格进而试图改变外部社会，你可以说，他们都是积极进取的，但他们始终把握那条无形界限，把自己约束在界限的此岸。精神活动中自觉内敛的这一面的确引人入胜。

　　对比之下，一个缺乏自律的社会，也就容易找到病根，知道它缺的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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