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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阿米绪人的智慧

  不久前,有报纸编辑来约稿,要求再写阿米绪故事,我才发现距我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阿米绪人,已经过去十几年,编辑和读者都已是一代新人了。于是再写了一篇,补充了内容和一些新的理解,但基本思路还是原来的:探讨美国社会怎样和阿米绪这样的少数宗教群体相处。阿米绪很特别,不仅主动把自己的生活停留在十八世纪,还出于宗教原因拒绝社会契约中的一部分公民义务,例如拒服兵役,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国家危亡关头也并不改变;在和平时期,他们的教育传统和社会义务教育法律冲突,也不交社会保险部分的税款。有了这些状况,探究社会和他们之间的互动,自然就很有意思。

  交稿后,编辑来信询问阿米绪的生活细节,他显然觉得好奇:一个自我封存在时间保险箱里的群体,有什么样的奇风异俗?这让我接着去想一些和阿米绪生活有关的话题。

  俄亥俄州的阿米绪农庄阿米绪是农人。我寻访过宾夕法尼亚州,那里是最早最出名的阿米绪定居点,论人口倒不是第一。阿米绪人口最多的是俄亥俄州,那里有大片农区。其实阿米绪人遍布美国,稍稍留心一点,就可能在身边不远处,发现默默地有一个阿米绪家庭农庄。我曾特地跑到宾夕法尼亚州去看阿米绪,却不知道自己住的佐治亚州就有,那是在离我家不远的法耶特维尔。我去过那个小城,还路过过好几次,因为不知道,就没有去找找那个阿米绪定居点。忽略眼前风景大概是常人通例,唯极少数有生活智慧的人,才能坐在本乡略带土气的小咖啡馆中也能品出滋味,而不必言必称巴黎。

  阿米绪社区是保存在现代美国的十八世纪欧洲农庄,犹如一个活的民俗博物馆。他们被包围在现代生活之中,并不是与世隔绝,他们拒绝现代生活不是买不起电器,而是主动不要。他们不是把声光电化都看成魔鬼,但确实把充满声光电化的城市,差不多看成近乎魔鬼。那么,他们的想法是不是怪异?他们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他们的世界观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换一个思维角度去看阿米绪的日常生活,一点儿特别的地方都没有。沿着历史往前走两步,你就无法单单把他们给挑出来。他们就像大家的高祖曾祖、爷爷和奶奶,那个时候,乡下农夫都过着同样的日子。说什么服饰简单、生活简朴,一两百年甚至几十年以远,普通农家不都是素面布衣、粗茶淡饭?阿米绪只是他们中间的一族。没有人对阿米绪的日常生活好奇。他们之脱颖而出,只是因为跟从了某个荷兰宗教思想家的改革,表现出信仰方面一种异乎寻常的韧性。

  他们的基本思路应该说是基督教新教的一部分:人不必通过天主教会的教士,就可以直接和上帝对话。大概是天主教会的教士怕被砸掉饭碗,因政教合一掌握世俗与教会双重权力的“国家”,立即宣布封杀改革。当时一些教士以为任了神职,就有神的位置,自我恶性膨胀,大开杀戒。可要找出“异教徒”来惩治,很难从服饰外观上辨认,他们的穿着都是农家服装。但有一个很容易的方法:阿米绪把诚实当作基本信仰要求,因此他们不会为躲避迫害而否认自己的信仰,于是阿米绪在欧洲就损失惨重。更难以置信的是,同样受迫害的其他新教教派,一经掌权后也同样迫害与他们略有差异的阿米绪。今天阿米绪家庭有三本书是必备的,也是孩子们的基本教材,首先是《圣经》,还有一本叫做“殉难者之镜”,就是对当时欧洲阿米绪殉难者的记录,其中包括殉难者留下的书信。有一个农夫在上火刑架前留给妻子的信说:“哦,我在世上最亲爱的人,再替我亲吻我的孩子们,告诉我的苏姗,那是她父亲的愿望,要她对上帝敬畏且服从母亲。”这话显示出这乡下人土气十足,但也一直让我觉得奇异:人们通常把乡下人的信仰看作是愚昧,真的深入进去才会发现,他们精神追求的深度远远超过许多自诩以精神生活为业的精英。

  一位深入阿米绪的摄影师给我讲了这样的故事。他说自己以前和大家一样,总是认为阿米绪的日常生活始终是个异数。可是一个意外发现使他突然醒悟,阿米绪其实就是过去的我们。他的发现是,在一家阿米绪的后院里,静静躺着差不多百年前约翰·迪尔制造的铁铧犁。我们住在乡下,对约翰·迪尔的招牌就很熟悉,那是现在美国最著名的农具公司John Deere。迪尔和英语的“鹿”谐音,它的商标图案是在一色草绿的机器外壳上,有一只黄色奔鹿。约翰·迪尔现在已经生产最先进的大型农机具,这类先进机器使用卫星精确定位,能边作业边采集土壤信息,把土地资料输入电脑加以分析,在下一季耕作中根据采集的数据自动调整施肥和浇灌。这位摄影师看着这近百年前的农具,突然明白过来,自己的爷爷当时就应该和阿米绪人一样,共同用着同样约翰·迪尔的铁铧犁。

  今日超级现代农具大公司的创始人约翰·迪尔是个铁匠,起家是在1837年。他的同伴回忆说,他总是清晨四点就在那里挥动铁锤,常常到夜晚十点还能听到他的铁锤声,他就是这么个人,固执地要把自己的设想用双手锤炼出来。他有着旺盛的创造力,享受创造的快乐,虽然在我们现代人眼中,那只能算是很原始的创造。那个时代,约翰·迪尔和使用他产品的阿米绪,以及被阿米绪称为English的美国农人,在生活上差别并不大。不同的是,别人每一步都跟上了约翰·迪尔的新产品,跟上了新产品的时代、跟上了和电有关的消费,也就是说,在人们不假思索与时俱进的时候,阿米绪人却停住了脚步。

  精神上的分界点,并非发生在生活表面分道扬镳的那一刻。当世界还没有开始大规模蜕变,当时代把我们和阿米绪长期留在同一个朴素的自然状态中时,“我们”和“他们”,已经在精神上南辕北辙。我们生活在一个刚能满足需求的自然状态中是颇为痛苦无奈的。我们听说了城市繁华,就向往发展、渴望走出去。我们对急于进入五光十色的未知生活未知世界的焦虑,甚至消损了我们享受眼前快乐的能力。我们根本不相信人有可能拒绝现代享乐的刺激,我们不知道阿米绪人就在我们身边默默无声的思考中作出了不同选择。

  阿米绪在宗教信仰上的变革起于文艺复兴时期,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对天主教上层教士被欲望掌控、沉湎于奢侈享受、背离信仰的反思。反思并不是阿米绪的专利,许多人甚至开始得更早,在实践上走得更远。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一批批天主教修行团体就是如此。他们用禁锢自己的方式,把自己隔离在修道院内,或者留在艰苦生活中。例如起源于法国的苦修派,曾经是专注于苦修而不开口说话的。也有把自己对生活的要求降到最低,倾注一生于扶助贫病的,著名的特蕾莎修女只是其中的成名典范,而无声地如此修行的修女修士,不计其数。

  这样的范例使我们对今天的阿米绪产生误解,以为阿米绪是在类似刻苦修行甚至自虐的状态中生活。这是个天大的误会。阿米绪和你我一样,也是内涵丰富的世俗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阿米绪对我们特别有意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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