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45)_林达

四五

　　甘地说过：“假定有一种人，决心不屈服于暴君的意志，暴君就会感觉自己的恐怖手段无效了。如果有足够的食物去填塞暴君的嘴，终有一天他会感觉不消化。假如世界上所有的老鼠都开会，决定它们都不再怕猫，大家跑进猫嘴，那时老鼠就都能活命了。”这是甘地一个极端的说法。至少很多人相信，印度独立是甘地的非暴力敢死队挑战暴君胜利的单方面结果。实际上，这也是英国的政治和制度改进的结果。三百年来，英国从一个老牌殖民者，变为“二战”中进步力量的代表之一。

　　英国人撤出印度的计划，其实很早就基本定下来。只是具体怎么做的问题：是作为英联邦中一个自治领还是彻底独立。如何定位一直是需要五百多个小邦国双方政治家反复协商的。长期以来，印度群众运动中的宗教式的政治热情高烧不退，一个标志就是宗教冲突绵延不断。英国人认为他们此时撤离可能会出现骚乱和动荡的局面。但接近胜利的印度政治家们摩拳擦掌，期望彻底接下这个国家。在外部压力事实上已经撤出的时候，内部宗教冲突开始激化，印度变得像个火药桶了。

　　甘地引发非暴力运动的具体诉求，只是一个发动运动的“由头”。支持“哈里发运动”也是如此。自古以来伊斯兰帝国实行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最终在1924年由土耳其的凯末尔废除古制。在此之前，印度的伊斯兰社区，要求英国和土耳其签订合约时保障传统的哈里发制度和哈里发的地位，甘地也动员印度教民众支持“哈里发运动”。相反，作为穆斯林的真纳，却和“哈里发委员会”保持距离，也反对甘地的做法。非暴力反英运动纳入宗教诉求之后，引发的暴力遂不可收拾。甘地叫停后，印度教徒很容易就停下来，哈里发对他们来说，本来就是莫名其妙毫不相干的事情。可情绪被煽到高潮的伊斯兰群体，顿时觉得自己被印度教徒出卖。此后几年，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发生了几十次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大量死伤。这些冲突又催生了双方的宗教极端组织。伊斯兰占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很长时间，穆斯林联盟的诉求是他们要作为一个独立政党和国大党平等，而国大党更多时间表现出来的是一党独大的傲慢：要求对方解散，成员加入本党，然后分一定比例席位给他们。

　　英国人离开之前的宗教和政治冲突，是印度已经高度政治自治的结果。而甘地和国大党都曾表现出对少数社群的忽略与不尊重。各省立法议会开会，首先演奏反伊斯兰教的“民族歌曲”；国大党管辖的各省，学校课本内容都是对印度教的宣言。穆斯林的呼唤祈祷被禁止，清真寺的礼拜被袭击，甚至发生印度教徒作伪证，诬陷整个穆斯林村庄所有村民都参与谋杀。在作为少数群体的穆斯林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国大党又不愿意和他们的代表合理分享政治权力。

　　穆斯林政治精英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坚持要维持一个完整的印度。可是终于失望，萌生去意，要求成立自己的巴基斯坦国。政治谈判不成，从穆斯林联盟号召“直接行动”的抗议开始，直至后来分治期间的暴民互相残杀，印度沦为自相残杀的杀戮场。在甘地领导印度独立运动的四十多年里，双方失控，导致警民共将近八千人死亡；在英国人撤离的一年之内，印人自相残杀约达一百万人①。最后，甘地以“圣雄”的声望，用绝食平息骚乱，创造了最后一个奇迹。

　　【①在写《我也有一个梦想》时，我曾简单提到这一段历史。我当时采用了我见到的最小数字，死亡四十万人。后来查阅不同资料，大多认为没有准确数字，历史学家们估计死亡在一百万人到两百万人之间。】

　　的确，一年如此杀下来，也该罢手了。而甘地本人最后被印度教极端分子刺杀，有如求仁得仁，给一个非凡人物一生追求的事业，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

　　此后，世界各地成功的非暴力抵抗，都加在甘地的功劳簿上，也就很少有人再问：在一个非暴力的故乡，在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盛行四十多年后，殖民者终于撤离了，但为什么会充满如此暴戾的血腥之气。

　　非暴力是否成功，不是单方条件能够决定的。挑战一个有法治传统的政府会产生作用，对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希特勒的纳粹政府是无效的。更不要说以非暴力反侵略了。其次，作为一个政治手段，非暴力抗议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号召者并不能因为“非暴力”三个字就占据一个永远不错的道德高位和自诩“政治正确”。不能因此就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在明知对方可能使用暴力、可能导致大量民众流血牺牲的时候，领导者是应该有所顾忌的。非暴力抗议和民众的素质也有关。在民主和法制健全的国家，民众对政府做法不满意，决定大家有时间限制、有条件限制地抗议表达，是一种非暴力抗议方式。而在一个社会条件不成熟、民众自控能力差、法制不健全的社会，进行大规模、无休止、具有挑战性、不达目的誓不收兵的非暴力运动，又是另外一回事。后者很可能引发大规模暴力流血的后果来。这和它的对象有关，和要达到的目标、方式、时机等等都有关。总之，非暴力概念被引入政治领域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武器，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甘地的非暴力绝非和平概念，那是时时提到死亡和献身、介于和平与暴力之间的一种政治手段。

　　发生在甘地和印度的非暴力历史，可以说也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历史存在，可是事后我们假如沉醉于张扬自己的道德感，一味地神化和美化这段历史和“非暴力”的概念，可能是一种很轻率的态度。后代政治家运用非暴力手段时，其实必须非常负责任地、谨慎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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