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44)_林达

四四

　　印度另一个政治领袖真纳，就赞成另一条思路。真纳的气质风格和甘地完全相反。他受到很好的教育，思维敏捷，是一个成功的律师，也是一个宪政主义者和立法人。在历史变化中的英国殖民政府，面对百年复杂局面，法治状态也有过多次反复。真纳也曾在法治倒退的低谷时刻，愤而退出立法议会表示抗议。可是他的基本态度是个法律人，他始终反对甘地以群众运动对抗不合理法律的做法，他公开批评甘地的群众运动到哪里，哪里就开始混乱。他不赞成甘地经常以发动成万成万的民众主动违法入狱的做法。他反对甘地的非暴力抵制，这些抵制包括拒绝纳税，拒绝服兵役，印度公务员全部退出公职，印度法律工作者退出工作抵制法庭，学生全部离开公立学校，焚烧洋货和抵制英国纺织品等等。在甘地号召下，青年学生成为非暴力运动主力，纷纷退学“杀向社会”。在这次运动中，有三千名研究生、六千多名大学生和四万多名中学生退学。当时不但暴力冲突和死亡不断，更有民众连续挑战法律、自动入狱，“以前被社会认为是不光彩的入狱，现在被看作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奖赏”。

　　作为国大党创始人，真纳认为甘地改变了国大党成立的初衷。在独立之前，逐步扩大自治、大幅增加印度人为政府公务员、健全法制、发展现代教育，曾经是印度知识精英长期努力的目标。而现在在非暴力不合作的口号下，在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上倒行逆施，最终伤害的可能是印度的长远利益和民众利益。例如，后来的印度女总理、当时还是小女孩的英·甘地就因此离开学校，聘请家庭教师读书，可是并非每一个印度孩子都能够有这样的条件。

　　如甘地对泰戈尔说的，他“夜以继日，绞尽脑汁”只是要找一个再次发起非暴力运动的突破口，反盐税就是他找到的突破口，这只是逼迫英国人的一个手段，目的并不是盐税本身。采用长期、持续不断的非暴力群众运动，是个紧逼盯人的策略，因为不论怎样，对方都是输家。它的目标是快速的根本变革，在印度当时的情况下，是以支付正在行进中的法治和制度建设为代价的，印度民众本来就薄弱的法治观念也被毁坏殆尽。真纳在给甘地的信中说：“你的方式已经在迄今为止你所接近的几乎每个组织中，以及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引起分裂和不和，全国民众都在铤而走险，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彻底的无组织和无秩序，其后果如何，我焦虑地注视着。”

　　在甘地、真纳不同态度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古代社会如何应对近代化现代化全球化的问题。英治印度从古代社会进入近现代的同时，英国本身也经历了工业革命，先发工业国家向滞后的农业国大量收购原料，反过来倾销成品，也是残酷却无法避免的历史现实。对于生产力处于古代水平、自给自足的印度，必然带来巨大冲击。例如，印度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土布和洋布的转化。英国突然发展了纺织工业，就收购大量棉花并反销廉价的机织洋布，使得印度成千上万的土布织工突然失业陷于绝境。究竟是积极应对“转型”，还是坚持古典生活、反抗被纳入近代化轨道，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选择。这也是甘地和真纳们的分歧所在。问题不是人最终是否应该回归自然的哲理讨论，问题是：在印度当时的时间、条件、地点之下，究竟什么是历史的必然。甘地自己从此一身土布“拖地”，要求全国民众回归土布手摇纺车时代，尽烧价廉物美的洋布，要求国大党人必须以每日亲自纺纱若干作为党费交纳。最后实在无法推行，不了了之。而真纳对这种勉强拖住历史车轮的观念和做法，不屑一顾。

　　甘地作为一个民族英雄，在当时就风靡全球，包括风靡英国。它的历史背景是：包含英国在内，强国对殖民历史本身普遍的反省和道德谴责；甘地大量反暴力哲人格言，展现出的对民众的号召力。一身“拖地”纺纱和东方式神秘，不断入狱绝食的政治道德形象，都使甘地成为世界偶像。很少有人去想，将一种类宗教的追求，转化为和法治逆向的实现政治诉求的手段，在一个两亿多低教育人口的大国付诸实践，必定会埋下隐患。而甘地的非暴力不仅在实践中出现种种问题，在理论上也走向极端，逻辑混乱，令人困扰。1936年8月，甘地曾经接见中国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表示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便是没有奉行非暴力主张。不久甘地接见世界基督教领袖，再次提到：“不管怎么说，中国不是在实行非暴力。它能英勇对日抗战，说明中国从来没有非暴力意愿。如果说它只是自卫，从非暴力原则来说，这不是理由。”他说：“从非暴力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我必须说，以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来对付一个开化了的日本，还是不得不以日本人的同样手段来抵抗日本侵略，我以为这是不适当的。假如中国人有我这样的非暴力信念，就不需要和日本人一样的最新毁灭手段。中国人可以告诉日本人，‘带着你们的毁灭手段来吧，我们以两亿人给你，可是剩下的两亿人我们是不会屈服的。’假如中国人真的这样做了，日本人就会变成中国人的奴隶。”

　　作为个人来说，任何作为个人立场的和平主义信念，都是必须得到尊重的，“二战”期间，英美都有甄别“基于宗教信仰的和平主义者”的机构，得到确认的公民可以免服兵役，以保护宗教自由。甘地不一样，他的非暴力不仅是个人信念，还是要广泛发动的群众运动，他有关战争的理论和信念，要扩大向全民宣扬，要发动整个印度民众抵制协助盟军参战。英国的印度总督接见了甘地，表示尊重他的个人信念，却希望他不要在反法西斯战争的紧要关头煽动民众反战，也不要动摇作为盟军一部分的印度军队的军心。在战时，这样的煽动是违法的。甘地不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危急局势，以及战时状况的特殊，反而认为，是否容许公开宣扬，是在捍卫“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以及相关行为，是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而宣言以非暴力替代战争，正是拯救西欧免遭屠杀的福音”。

　　总督两度与甘地会谈，总督认为，甘地作为个人并非没有言论自由：“你是彻底反对履行作战义务，并且已经公开表达过了。”总督说：“但是我不能让你向别人，向战士或军工厂工人，进行反战宣传，削弱民心士气。”总督告诉甘地，在“二战”危急关头“说是反战而不危及印度利益，是不可能的。这个利益也包括了你们要求的言论自由”。总督的意思很简单，假如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获胜，印度的利益和自由也都不复存在。

　　而甘地仍然坚持己见，发动了十四个月的非暴力反战宣传运动，有两万五千人因此陆续被捕，却也很快尽数释放。不久，德军攻入苏联，然后珍珠港袭击事件爆发，日本投入远东战争。争取反战之“言论自由”的非暴力运动在印度也越来越不得人心，难以为继，最后草草收场。

　　国大党一些领导人和甘地想法不同，他们一直希望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会，以战争配合来作有关快速独立的政治交易。多年来，印度的自治权一直在不断扩大和加强，此时英国政府承诺印度再次立宪，印度作为自治领，建立自己完全的民选政府。可是鉴于战争局势，在此之前，仍由原来政府负责国防事务，使印度成为整个反法西斯战局的一员。实际上，此刻的印度政府已经相当“印度化”了。而甘地要求的是“立即完全”的独立，由印度立即接管国防和军队。那是1942年，不仅中国，整个东南亚危在旦夕，这样的条件是英国政府不可能接受的。在甘地起草的国大党决议中，说立即独立方案的挫败，“已经在印度迅速引起广泛的仇英情绪，并且满意日本的军事胜利”。

　　就在“二战”局势最紧张的关头，甘地“积二十二年斗争经验，动员所有的力量”，发动领导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印度政府以总督名义发表了一个国务会议的决议：“国大党正在从事某种非法活动的准备，甚至已发生暴力事件，破坏通讯和公共事业，煽动罢工，妨碍公务，阻碍政务，政府曾对此容忍，希望自行修正而无效果。对此挑衅，政府被迫起而应对。”此时若“采纳国大党要求，印度会立即变成无政府状态，使印度为人类自由之共同目标所做的努力，全部失败”。随后，甘地和他的秘书被逮捕软禁，家属可随行照顾生活。七天后甘地秘书心脏病突发而死。他的死亡引发民众猜忌，立即爆发全国流血暴动，攻打警局，暴乱中各地也发生警察开枪，全国死亡超过九百人。

　　“二战”结束，英国人开始履行撤出的承诺。一次次甘地带领的“非暴力运动”，因其轰轰烈烈，成为独立进程最抢眼的标志。其实，这是一个复杂推动的历史结果。有双方无数政治家的努力，也由于双方的历史前行而推动进步。英国从东印度公司开始，到后来女王下诏，直至离开，有两三百年的过程，英国本身也在经历惊人的变化，包括英国对各殖民地的看法和做法，都有本质的改变。香港也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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