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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圣雄甘地和非暴力之父

  我想自己和大多数人一样,最早遇见甘地时见到的是一个有定语的名字:“圣雄”甘地,还有他“非暴力之父”的声名。后来我又发现,自己和大多数人一样,其实对圣雄甘地耳熟而并不能“详”。许多人景仰宣扬甘地,但可能并不清楚甘地的“非暴力”具体究竟是些什么主张,也不清楚在印度独立的历史上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对甘地事迹的了解不但很晚,而且是通过一个故事片,阿滕伯勒(Richard Attenborough)执导的《甘地》,它在1982年获得十一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最终获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八个奖项。如此得奖的传记大片,一个特点就是对史实相当考究、不敢掉以轻心,所以从对大众普及角度来说,这确是普通人了解一个历史人物和一段历史的捷径。电影是一种煽情手段,一般来说,被电影煽过一道后会对你喜欢的人物更喜欢,对你尊重的人物更尊重。所以那次看电影的经验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可以说是带着景仰走进去,满怀狐疑走出来。从此提起甘地,我条件反射般的反应是问号。要消除这些问号,还是要看书。于是我看了《甘地自传》(Mahatma Gandhi—His Own Story),然后匆匆忙忙去了一次印度。

  在印度旅行四十五天,最后在新德里有一天空闲,我记得新德里应该有个甘地纪念园,最后虽没有去,心里也没有太大遗憾,因为在印度到处都是甘地塑像,遇到的一打没有,七八个不止了。甘地事迹是印度学校对孩子们最正面、地位不容动摇的教育。不过近年来印度学界研究的“复杂甘地”也逐渐向民间扩散,一个例证是印度到迪拜的飞机上,就在播放刚刚上映四个月的新电影《我的父亲甘地》。虽然这不是一部精心制作的大片,可它是部货真价实的“印度电影”——由印度导演弗洛兹·阿巴斯·汗(Feroz Abbas Khan)执导,印度宝莱坞明星阿尼尔·卡普尔(Anil Kapoor)制片,通过讲述甘地大儿子失败的人生故事,折射了甘地作为人的个性另一面:他在家里的专制,剥夺孩子们上学的机会,给他们的人生带来极大困扰。虽然这无损圣雄光环,可是作为一个民间的解构,在印度也并不寻常。

  曾经困扰我的,是在非暴力运动中看到预期发生的暴力。这让我想更多地去了解,甘地的非暴力究竟是什么?这个概念对甘地本人是什么,它怎样引向印度独立的操作,又引出什么后果?这是我想多读一些书的原因。从印度回来我又读了一遍《甘地自传》,查了另一些不同的甘地传记,还有一些印度历史。

  甘地的书可以让读者理解他成长的环境背景,以及获得他个性形成的第一手资料。甘地于1869年出生在印度一个西部半岛的小邦国波尔班达尔(Porbandar),人口七万左右,首都人口一万五千。甘地家三代都当过几个类似的小小邦国的总理,当时印度遍布这样的小邦国,直到印度独立时还有五百多个。这些小邦国的日常管理高度自治。我在另外一本传记中读到,甘地祖父曾经和波尔班达尔的摄政王政见不合,宫廷卫兵在他家门口架起大炮,一炮就把他轰走了。这些复杂的邦国政治、宫廷争端,英国人是根本不管的。早年生活在这样的小邦国,感受不到多少殖民气息,却能够沉浸在浓浓的本土宗教氛围中。尤其是母亲对甘地影响很深,她不仅恪守斋日,还经常额外让自己整日和数日禁食。禁食对于甘地是一种带有强烈宗教意味的行为。

  甘地自小是个极敏感和自卑的孩子。在少年和青年时期,甘地的学业事业都不顺利,打击特别大的是进大学后第一年就读不下去而辍学。同时,他却有着三代小邦国总理所形成的家族压力和自我期许。一个长辈告诉他,时代不同了,按照过去模式,他已经不可能子承父业,他假如仍然有此雄心,就必须接受现代教育,建议他赴英留学。甘地因此在1887年离家去英国。他的目的是取得律师资格,却似乎不是尽量扩展自己的知识。当时英国考律师非常容易,有的学生突击几个月就可以通过,有些应付考试的参考书甚至可以带进考场,但必须按照规定上课三年。甘地也就在英国住了三年,他花了很多时间和兴趣在素食协会活动和对于不同宗教的探究上。1891年6月10日,甘地顺利通过考试、取得律师资格,他却并没有大学毕业。

  英国这个律师考照制度的特点是:取得执照容易,而要在法庭站得住脚、赢得顾客却很难。它的淘汰环节是在后面的开业执业阶段。甘地取得执照归心如箭,马上启程回国。三年过去了,他拿着执照却发现自己读书不多,实际并不具备在律师界执业的知识和能力,再加上个性羞怯更是困难重重。一开始他试着在孟买作为律师开业,遇到并不难的小案子,却在法庭上落荒而逃。最后他在孟买的律师生涯彻底失败被迫回到故乡。此后,又发生了被甘地认为是带来他人生转折的事件,使他感到羞辱难当。

  甘地的哥哥虽然没有成为小邦国总理,却一度在家乡地位显赫。邦国虽小,印度人自治的上层却是一潭浑水。此时邦国已经有了英国人的政治联络官,甘地的哥哥被人告到联络官那里,涉嫌误导政治上层。他得知弟弟甘地在英国和联络官相识,就要甘地去说情。甘地明知不妥还是去了。联络官很秉公办事的样子,说你不至于要利用我们这点友情来徇私吧。这名官员对甘地哥哥的印象非常不好,认为他是个政治阴谋家,也就特别不能容忍甘地的说情。他阻止甘地继续说下去,请他离开。甘地坚持不肯走并且继续往下说,联络官一怒之下就令仆人把他推了出去。甘地生性敏感,感觉自己受了奇耻大辱,他立即写信表示要告对方,对方回信叙述事件经过,表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你尽管去告。关键是从法律角度看,也确实如此。对自尊心极强的甘地来说,这真是很糟糕的心理处境。

  甘地冷静下来后细看家乡:不仅政治纠葛复杂,而且他要在当地开业,就难免要和那位官员抬头不见低头见。幸而甘地家族属于当地政治上层,社会关系和机会也多,此时一个在南非的印度商人有一个财务纠纷,需律师帮忙,甘地因哥哥的介绍得到了这个工作机会,就这样出走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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