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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印度式拆迁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得了多个国际大奖,但其中童星伊斯梅尔却又回到孟买贫民窟的“正常”生活里:政府要来拆迁从不通知哪天拆,说来就来了。拆的那天清晨小童星还在睡觉,被警察的竹棍打醒赶出来。电视镜头中,贫民窟住户家里东西来不及拿,被推土机推了一地。同样遭遇的还有其他二十名在电影中出演的儿童和其他贫民人家。事情的发生好像就是为了坐实一个事实:电影所言不虚。

  在镜头前,小童星的父亲很愤怒。我想起到印度前,带领我的朋友说过,印度贫民不一样,因为他们有宗教,所以虽然贫穷,可是有尊严。我还想起一个找不到工作在车站饿了整整三天的中国民工说,现在他干出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我想起联合国始终认定消除贫困是最重要目标。

  镜头前的童星说,印度政府承诺奖励给他们家一所新房子,一直没有等到。他现在不相信了。我想,以后就算有,也是“星级形象工程”吧。一起拍电影的其他那些非主角的孩子不会有新房子,还有那绵绵延延无边无际的贫民窟居民也不会有新房子。假如不是“沾童星的光”,这样“正常的拆除”都不可能成为新闻,也不会有人知道。以前是这样,以后很久很久还会是这样。这次推掉这些人的家是为了造公园。

  这只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印度拆迁,没想到还真遇上了朋友亲述的拆迁经历。

  2007年去过一次印度,三年之后又去了一次。我发现它和中国一样,机场变化是它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象征。第一次到新德里机场,惊讶的不是它的破旧,而是:夜里机场门外地上,睡了许多从头到脚都被布裹住的人;在从机场进城的路上,出租车超越了一头大象;回程班机晚点十几个小时不算什么,奇怪的是找不到有关航班的任何消息,连个小黑板告示都没有。可是三年后的2010年,现代化管理的新德里新机场,技术先进、美轮美奂。进城的路不仅开阔,隔离带还在大规模造景,而且两边的房子到处是“拆”的标记。

  第一次去印度,曾住在新德里火车站附近的旅馆,旅馆外面曲里拐弯一大片街区,那就是著名的大巴扎。每天晚上,我都会在那里逛很久,红红火火的小店小铺,游荡的瘦瘦的神牛和众多好奇的洋人挤在一起,空气中混合着牛粪和人尿的味道,蔚为奇观。挡不住的异国情调扑面而来。临走时我又在那里住了两天,进过一家小铺子,店主是兄弟二人,分管着几个店面,那弟弟不仅聪明,还有着印度旅游界稀缺的诚实。我们聊了很久,最后剩的卢比,都留在了他的铺子里,换成了丁零当啷的银首饰。

  三年后再来,没有住那个街区。可临走还剩了一点卢比,又想念起那个卖首饰的聪明年轻人。进入街区,没料想大巴扎也变了。原先窄窄挤挤的小街似乎变宽,有两家店面安上了大玻璃,虽小却很有点现代派头。甚至还找到一家西式速食小馆午餐。空气中少了异味:修了简易小便池,神牛也了无踪迹。和以前相比,显得稀稀朗朗,小摊小贩少了很多,如潮的洋人也一并退去。找了很久,才找到他——借着别人店铺一角,他摆了个小小柜台,生意大大缩水。

  我们如老友重逢般喜出望外。遂问起他和大巴扎的变化。他很激动:“谁会相信这种事情!那天政府的人来,说要拓宽街道,就给我们十五分钟离开。我疯了一样,拿大塑料袋把所有首饰扫进去背着就逃。十五分钟,推土机就上来了。”我目瞪口呆、深表同情。我说,不能吧?你们六十年的民主,英国人留下的司法制度,去告啊!他笑了,指着斜对面紧闭大门的旅馆:“那个旅馆老板就去告了,输了官司不说,政府的人来,还扇了他大嘴巴,说谁让你去告的。”令人感动的是,他很乐观,笑得很甜:“挺好,终于成家了。”

  印度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它的庞大人口,今日之“庞大”又将成为它日后人口增长的基数。人口压力和贫困,也使得普及教育更为困难,而教育上不去,人口压力更大。印度教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也成为社会变革持久的障碍。我还记得站在著名的蓝色之城城堡上,鸟瞰美丽城市,耳边的录音解说却是:这个城市还是按照“种姓”分区居住。在那里时间久了,在乡村都能看出谁是“贱民”来,他们的眼神都是别样的。其实,没有一个宗教是不经历逐渐成熟的过程的,也没有一个宗教的成熟是不经历改革的。而宗教改革对社会的影响,只是一个复杂社会改革的一个部分。印度的另一个传统是:媒体虽然是自由的,可是媒体对政治上层的纠葛更感兴趣,而对民生议题兴趣缺缺。在英迪拉·甘地时代强行限制了一些政治报道,居然歪打正着,把一些记者“逼”到关注民生新闻的路上。而当这个压力去除,报道方向又有反弹,社会底层的声音很难上传。

  久性建筑群,却都是自己私盖的违章建筑。面临拆迁时有些房主还有能力力争保留。但是,这样的机会和大多数贫民无缘。而那些经过力争保留下来的社区,看着也悬。因为是违章建造,大多见缝插针地盖,建筑密度超过了采光规范不说,还违反防火规范,十分吓人。

  每个社会都有它独特的、错综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不要指望一夕间以一个变化就能完成。当然,假如一切都由少数官员说了算,社会隐患引发的灾难可能就更严重了。

  印度经济改革的关键转折,是私有经济突破长久的国家管制,才开始起飞。它六十年的发展进程无疑也走过弯路。我想,如福山所说:“穷国之所以穷,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资源,而是因为他们缺乏有效的制度。”在他看来,缺乏强大的法治是“穷国无法实现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一种不是原生的制度,移植路径各不相同。假如根本不信奉制度的规则,就不会照规则去做,哪怕移植的是先进制度,实行也会大打折扣。所以我想,印度等亚洲民主国家,都有他们与特定社会文化相连的特殊经验教训,他们的经验需要学习、他们的教训我们也完全不必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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