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36)_林达

三六

　　§殖民者和语言考古

　　读完《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后，写过一点体会，因是门外汉越界，写完就不放心，于是去译者黄其煦先生那里求个“准”字。专家都是大人大量，总算没笑话我，还讲了个故事给我听。他说“现在学生上学读专业也是看家境。有钱的全去读MBA之类，这些没有多少挣钱出路的专业，譬如考古，都是家境不好的人才去读，因为毕业之后的工作就是刨土坑。这引起了他的感慨，在国外是相反，考古是有钱人玩的东西，至少是真有兴趣的人才学。德国就很有意思，德国的国家考古研究所不隶属于任何科学研究部门，而是由外交部管辖。因为从历史上看，德国在近东、中东的考古就是由当时的外交官开创的，他们组成了考古组织，逐步扩大，沿袭至今，外人很难想象个中的原因。他还说：“当初我到德国读书，就是考古所的一个分所所长提携，可是所里却不能招学生，于是就到科隆大学去注册。以后才知道，考古所算是个衙门。后来安志敏先生被德国考古所授了一个外籍院士，所长不让事先告诉他，我在大会上给他当翻译，安先生才知道。我说，这回您就算是半个德国外交官了。他心里还打鼓，说要是这样，回去要汇报，说清楚才好，免得以后有麻烦。”

　　这让我想起读考古史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西方文化传统中，有一种从公元前就开始的广泛“研究兴趣”或者说“哲学入迷”。听了他的故事，我想到那些西方外交官开创考古的“个中原因”。大量西方外交官、殖民地官员都热衷考古、研究当地文化，从1871年开始，德国考古研究所就成为普鲁士政府的一个机构，1874年成为帝国的一个机构。我曾经读到过一些别的故事，忍不住又想写出来。其中很有意思的一个，也和考古相关，不过那算是“语言考古”了。

　　大家都知道，在《圣经》“创世纪”里，有个巴别塔故事。说的是在著名大洪水之后，人们代代相承讲的是同一种语言。渐渐地，“人”感觉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野心膨胀，决定要在今天伊拉克的古巴比伦城，建一座巨大无比的城市，使得人类不再四散；另建举世无双之高塔，不为敬神只为张扬人的能力，也就是“以人的名义”，而非“神的名义”，那就是巴别塔。他们决定，巴别塔要高入云霄，有点“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意思。看到人有雄心，上帝就开始微笑，他只和人开了一个小小玩笑，他弄混了人的语言，让他们不再同语同文，而是开始自说自话。雄心勃勃的建设者们相互再也无法沟通，巴别塔于是半途而废，而人们也因此流散到世界各地，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据说在历史上，确有巴别塔。提到巴比伦难免想到，自己曾经以为，只要进入伊拉克，自然就可以去古巴比伦，可以坐在河边读那首小时候就读过的诗句：“在巴比伦的河边，我们坐下来哭泣……”诗句也来自《圣经》。他们哭的是被毁的家园，那是描绘古巴比伦城被毁灭的诗篇。可是真不敢相信，在那里竟然没有一个向导敢领我去那里，因为那还是恐怖分子的掌控地区。不信也得信，我们已经进入“巴比伦不相信眼泪”的新时代……

　　墨西哥导演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 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执导的电影，讲述了四个国家的不同故事，把沟通障碍扩展到人的内心，电影取名也是《巴别塔》，电影得了一堆国际大奖，为墨西哥电影大大添了一把光彩。而巴别塔也成为人类沟通障碍的代名词。

　　如同《荷马史诗》使得着迷的施里曼去寻找和发掘特洛伊古城，如同《圣经》故事引发无数发掘考证，在西方巴别塔的故事也迷住了许多学人，其中有一支，竟在苦苦追寻传说中的语言源头。他们想知道：我们的祖先，当真是讲同一种语言的吗？

　　这样的研究虽然不用刨土坑，可也不容易。先是在分析和理出系统之前，先要学习不同语言，而语言种类已经多如牛毛。它和考古史前学的形成一样，需要有许多人对这样的事情用心，不仅不觉得枯燥乏味，还兴趣盎然甚至着迷。更困难的是，语言始终在变化流动，也不断消失得漫漫无踪。据今天语言学界认为，几千年来，在西亚、中东、印度次大陆和欧洲，流行过许多不同的语言，而其中大多数已经消失，断了线索。这样的事情今天还在我们眼前发生，印度在2001年人口普查的时候，还有六千五百多种语言，可是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由于英语和北方印地语的强势，其中近二百种语言就在这几年内将濒临灭绝。

　　不过，一直有一群“巴别塔语言”的考古入迷者存在，其中最关键人物，就是在两百多年前的1783年被英国派往印度殖民地最高法院工作的威廉·琼斯爵士。那一年，他才三十七岁。

　　琼斯爵士在9月抵达加尔各答，刚刚安顿下来四个月，他就挑选了三十个他认为合适的英国人发出邀请函，请他们前来参加一个协商会议，他建议成立一个研究当地文化的协会。

　　此举并非公务，只是英国或者说欧洲一种普遍组织文化兴趣小组、科学研究协会的传统。琼斯爵士借职务之便，会议就在最高法院大楼的陪审员室举行，他自己是个职位不高的新法官，请了最高法院的罗伯特·钱博斯首席大法官主持会议。来者都对亚洲文化有兴趣，1784年1月15日，这个研究的兴趣聚合正式组成。二十二年后的1805年，他们有了自己的活动地点，今天去印度加尔各答市公园大街，在拐角还可以看到这个被称做老楼（后来又添建新楼）的两层楼房，他们的后继者今天仍然在活动，那就是闻名世界的“亚洲学学会”，也叫“孟加拉亚洲学学会”。

　　现代中国的比较文化研究是一个很大文章，常常做得抽象、做得玄和空，否则好像都不像文化研究了。可是，许多刚接触西方文化研究的中国学者都会注意到，他们的文化研究内容经常是细微末节的。他们习惯站立在细节实证基础上，那是慢工细活儿。很多人并不在意是否由自己亲手构建一个新系统、推出一个宏大结论，他们只是很耐心地在那里“刨坑”。支撑他们的，主要不是成就学术事业的野心，而是对细节研究本身的兴趣。琼斯爵士就是一个典型，他迷语言，亚洲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对象，但他的文化研究，就是细致的语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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