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37)_林达

三七

　　琼斯爵士是个语言天才。他从伊顿公学毕业，可家境并不富裕，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读研究生拿着奖学金，还必须当家庭教师补贴生活费用，他因此教了戴安娜王妃的先辈斯宾塞伯爵，同时还兼作书籍翻译。二十三岁时的琼斯爵士已经享有东方研究盛誉，他曾经应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七世的要求，把一本波斯语的书翻成法语。国王还曾亲自拜访了他。这样过了几年，琼斯爵士不满足自己的生活，作为一个东方研究者，他自然向往东方。于是，他又进入伦敦法学院学习，这样才得到了这个去印度工作的机会和资格。

　　通常，我们在描绘殖民地官员，也就是所谓殖民者的时候，总是把他们和殖民主义政治概念联系在一起，很容易脸谱化。其实就个体来说，他们中间有很多有意思的人，尤其是在那个交通不便，不发达地区还非常不发达的年代。这些人往往更富于探险精神或者说冒险精神，也可能对异国文化特别有好奇心，或者性格中有些特别不安分的冲动等等。

　　琼斯爵士一直认为，东方古文化高于希腊和罗马文化，他认为印度的文化和学术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特别重要。他深入研究，后来撰写出版了伊斯兰法律和印度法律的专著。这也让我想起以前读到过一个叫查尔斯·贝尔的英国殖民官员的故事，他驻扎在接近西藏的印度边境小城，也就入迷学习藏文和藏文化，后来被英国印度殖民政府派进西藏，而他当时涉及外交的许多看法，常常和英国政府相左。究其根源，也是源于他受到当地文化的感染和自己与当地那种不由自主的感情融合。

　　琼斯爵士很小就会写基本的中文，会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等等，在他四十七岁去世的时候，已经精通十三种语言和熟练运用二十八种语言。抵达印度之后，他发现印度教的大多古经卷都是梵语，而梵语在当地现实生活中已经销声匿迹，他马上就兴致勃勃地开始学习古梵语。

　　凭着语言学家的敏感，他很快注意到一些梵语词在拉丁语中有近似的变体。例如，“trayas”是梵语的“三”，拉丁语是“tres”，希腊语是“trias”；在十以内数字中，这种相近的变体词经常出现；又如梵语的“兄弟”是bhrata，德语是“Bruder”，梵语的父亲是“pitar”，而拉丁语和德语分别是“pater”和“Vater”。虽然他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些语言关联的人，但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得出清晰承袭脉络的人。也许，巴别塔的身影在他眼前一闪而过，他渐渐认定，梵语在雅利安语群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些语言非常可能有一个共同来源。

　　1786年2月2日，在开始学习梵语六个月之后，琼斯爵士在亚洲学会宣读了他的研究报告，此举被语言学界看作是比较语言学的真正起点，他在发言中的那段结论，成为语言学历史上的经典，被各种书一引再引：

　　不管梵语是多么古老，它有着奇妙的结构，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比二者都更为精致精确，不论是动词词根，还是语法结构的雷同，它们负有近亲关系的可能，更强过偶然巧合。这种联系是如此之强，以致每一个考察过这三个语言的语言学家，都会相信它们有过一个共同来源。同时，对于混合了不同方言土语的哥特人和凯尔特人语言，虽然说服力不如前述，但是仍然有理由假设，他们也有共同梵语源头。古波斯语也可能会加入这个语言家族。

　　在语言的变动流逝之中，大家寻找着语言的“巴别塔遗存”，琼斯爵士成功地找到了一条主干线。它不同于考古中常有的古语言识别，也不仅是一个语言学概念，它和史前考古探讨的问题异曲同工：它追踪语言流向，涉及人种和文明迁徙，描绘扩张和发展交流的历史图景。在广泛的文化兴趣研究传统下，由众人参与、每人积累一点的研究，到一定的时候会一点点拨开盖在人类古文明上面厚厚的沙土堆积。

　　虽然还有质疑和反对意见，可一个世纪来语言学界基本相信，他们找到了至少是一个非常广泛区域的“巴别塔”语言遗存，各国各族的祖先在几千年前曾经使用的共同语言，语言学家给了它一个名字：原始印欧语。他们认为，它覆盖了大部分今天的欧洲语系、波尔多—斯拉夫语系、印度—波斯语系等等。语言学家甚至根据语言规律，在原始印欧语的后代语言中收集证据，试图大致恢复这个已经消失几千年的原始语言。这很像今天用头盖骨恢复面容的技术。例如，今天大部分欧洲和西亚语言的“母亲”，开端发音都是“m”，也就可以合理假设，原始印欧语的“母亲”的开端发音也是“m”。近年来计算机的发展，使得大规模的语言比较分析成为可能，研究的结果，甚至把原始印欧语更往前推到了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语言学家认为，一些简单数字以及“我”、“我们”这样的简单用字，它的发音可能在某些后代语言中，没有太大变化，一直留存到今天。

　　郑和下西洋是一个东方壮举。今天还有人认为，他当年就抵达了美洲，早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研究结果出版后，至少在美国长销不衰。我最近去书店，还看到它撑在书架上，真是撑很多年了。郑和是皇上的船队，探险时间相对不长。而西方殖民历史的时间长，有无数个人散户，怀着文化好奇的冲动，像琼斯爵士一样深入殖民地。他们带着母国文化的深深烙印，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荣誉感，甚至在殖民军官中也有这样的人物。

　　詹姆斯·李索尔在《登船攻击：加尔各答轻骑队的最后攻击》一书中，就曾经生动描绘了这样一群怀着特殊荣誉感的英国印度殖民地的退伍老兵。这本书后来被拍成电影《海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上映过。它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在“二战”中，德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印度葡属中立南方沿海，向潜艇传送盟军军舰经过当地的情报，由德国潜艇发动攻击。英国动员这些退伍老兵参与秘密行动，但在招募前就讲清楚，由于德船有葡属中立领土掩护，英国常规军队无法采取行动。为了免于外交纠纷，他们战死战伤都不会有任何荣誉和抚恤，没有人会知道他们。谁知，这样的无名英雄待遇一宣布，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正中下怀：“我们就喜欢这样！就喜欢这样！”结果炸沉了三艘德国的情报船。直到三十五年后的1978年，他们的事迹才被公开。

　　殖民本身，是人类文明经历过的一段强者逻辑的历史，它的必然发生也如它必然随着文明的进步逐渐走进历史。可是回顾殖民历史，假如完全采取在政治层面简化叙述，忽略下面丰富的文化碰撞、文化交流，一概以文化侵略论之，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后面的发展脉络，错过了其中包含的学习和了解另一种文化的内容，当然也可惜了那些好故事。

　　亚洲学学会是一个私人兴趣的小圈子，欧洲人和当地印度学者的平等交流也需要时间。一开始只是欧洲人自己“玩”。到1829年，亚洲学学会开始邀请一些印度人成为会员。1885年，远在印度独立的四十二年前，这个协会已经有了第一个印度人担任主席。学会的开放来自文化上的视野，他们的眼光一直探入史前，深入人类文化的源头，各人种和文化分支的迁徙流动、交流互动、产生和消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大图景，大家可能曾经说着同一种语言，拥有共同的祖先，这一切超越了种族的樊篱和狭隘的文化隔阂。许多现代观念，在这些看来毫不相干的研究中自然生成。

　　可惜的是，创办亚洲学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威廉·琼斯爵士，十年后就去世了，年仅四十七岁。他的坟墓今天还留在那里，留在他迷恋的印度加尔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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