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27)_林达

二七

　　四

　　特劳德去以后不是很久，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使得情况变得完全不同。特劳德并没有怎么注意，因为她是新来的。“元首司令部的气氛一定是不一样了，一定是有压力的气氛。”希特勒原来习惯和大家一起吃饭。这时变成和秘书们一起吃饭。“事先我们就被告知，不要用有关斯大林格勒或者其他问题来打扰他。”因此，特劳德不仅工作，还有机会非常近距离地观察私下的希特勒。

　　那是一种非常近的接触。特劳德说回想起来，至今觉得不可思议，“那个卷着舌头说‘R’，滚出一串缩略语发表演说的那个人，”就是她见到的同一个人，“可是在私下场合，我从来没见他这么说话。他可以用很平、很抑扬顿挫的声调说话。在私下，他还带有很轻的奥地利口音，用一些典型的奥地利词，那些在其他的德语地区不用的词。”这些，“当时我都觉得很迷人，真的。还有那些在私人生活中的很谦恭的态度”。

　　特劳德能接触到生活细节，希特勒也就表现出不仅是“元首”，更是一个人的那一面。例如，也许是因为肠胃不好，希特勒是一个素食者。希特勒也告诉她自己的许多个人习惯和私事。比如他不愿意被人碰到；他在口袋里放好多钥匙很重，伊娃总是提醒他要挺直身子；他会告诉特劳德，在战前他在正式场合穿褐色SA制服，戴领带，可是在战争开始之后，他只穿灰色军服，他认为这是原则问题。在特劳德眼中，希特勒还是个爱干净、很注重修饰的人，每次被狗舔了手，他都会洗手。

　　特劳德还记得，希特勒的狗布朗迪（Blondie）对他非常重要，布朗迪每天傍晚有整套的“娱乐”。他告诉特劳德，布朗迪在周围的狗们中间是特别出色、是难以置信的聪明懂事。布朗迪是专业驯狗师训练过的，看上去非常漂亮。布朗迪还会各种花样。它会按照口令唱歌，特劳德当然也是喜欢布朗迪的，她回忆说，“那不是叫，是歌唱。假如希特勒对它说，‘唱好听点，布朗迪，像扎瑞·朗德尔（Zarah Leander）那样唱，’它就会唱出不同调子来，唱出八个音阶来。”

　　可以想象，当特劳德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在那里看到些什么？你看到的希特勒是什么样子的？这些细节自然就会从记忆深处鲜活地走出来。说出来，或许对历史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集权的制度下，一个个人，所谓领袖、元首，他的一念之差、个人性格、个人好恶，会成为一个国家甚至世界范围灾难的根源。更多了解这个“人物”，也许总是重要的。我相信，这也是采访者提出这一类问题请特劳德回答，并且把这些看似无关大旨的细节，保留在影片中的原因，这并不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我觉得采访者非常公正的做法，是录制了一些特劳德在重看采访之后的说明。假如有一些可能发生误会的地方，她有一个机会作出说明。在看了自己描述的细节之后，特劳德说：“我现在重看我讲述的那些平庸小事，我对他的那些个性、他的整个仪态表现的观察感受，又觉得是不重要的了。因为那整个事件的结果是那么可怕。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在当时对我是那么重要，因为我看到的是他作为人的一面。在今天看来，我大概不应该把它描述得那么仔细。”在电视里，老年的特劳德紧张不安，一只手搓着自己另一只手的手背。

　　其实可以理解这个女孩当时的状况。这个影片的名字起得很贴切——《盲点》。一方面，特劳德没有被公开的经历，或许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盲点；而特劳德当时的状况也是一个盲点；当时在德国，有成千上万的人处于有思维缺陷的状态，他们的视野、思想都存在盲点。

　　特劳德说，当时“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他（希特勒）是意识到自己在追求一个罪恶目标的。对他来说，那是一些理想，那是一些伟大的目标。人的生命对他来说不值一提，可是对我来说，这是在后来才明显起来的”。“处在内部小圈子里，在他私人的范围里，我是被屏蔽在一个妄自尊大的计划和野蛮的衡量标准中。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以至于我在后来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感到如此震惊。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应该是处在信息的源头，可其实我恰是站在一个盲点上。就像是大爆炸中的一个小‘静区’。”那是一个台风眼。希特勒只是在给周围的人描画“一个宏大图景”，而特劳德这样的年轻女孩，很自然地“让自己相信了这个宏大的谎言”。

　　采访者小心地问道：“是不是有一个时候，有人对你特别谈到有关犹太人的事情？”

　　特劳德竭力回忆，却摇着头。她只有一次，听到希姆莱提到“集中营”这个词，却没有任何细节和重要的东西。“犹太人这个词在每天的讲话中，实际上从来不用。事实上，希特勒只有几次在讲话中提到‘国际犹太主义’，‘犹太人’。在我们那里这个词实际上是不说的。至少我们在场的时候，从来不提犹太人。”

　　在另一次采访中，特劳德回忆起和犹太人话题有关的一件事情：“实际上，唯一一次我能记得的，这个话题被提到，是在伯格霍夫别墅（Berghof）的一个晚上，弗劳·冯·席腊赫（Frau vonSchirach）来做客的时候。我不在场，是后来听说，我当时走出房间了。她和希特勒关系一直很好，聊天时她突然提到这个话题，她对希特勒说，在阿姆斯特丹他们很可怕地对待犹太人。犹太人被装上火车送走，这种做法是不人道的。希特勒一定觉得很生气，对她说：‘你不要去管自己并不明白的事情，这是令人讨厌的过分脆弱。’他真的发怒了，说完就走出房间，再也没有回来。从此，席腊赫也没有再被请到伯格霍夫别墅来做过客。当时我不在场，我想是我丈夫后来告诉我的，他当时在那里。”特劳德说：“听说之后，这成了我有时会去想的一件事情。可是你不可能和希特勒讨论敏感的或者说‘困难’的话题。这是他的另一面。”今天回想起来，特劳德发现“希特勒从不以人的标准来想问题，人性对他从来不是重要的。永远是那种强大国家，大德意志帝国的抽象概念：权力、强国。可是对他来说，个人从来是无足轻重的。虽然希特勒常常讲人民的幸福，他也在第三帝国开始建立不同的福利和重建的组织。可是‘个人幸福’对他来说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

　　显然，今天的特劳德对自己当时被如此蒙骗，内心非常愤怒，她说：“有时候我会想，假如我还能见到希特勒一次，活着，或者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一定会问他，既然你自己也有犹太人的血统，那么你会把自己也送进毒气室吗？”

　　“事实上，我从没有听到他说过‘爱’这个词。这就是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

　　五

　　特劳德所在的那两年多，是纳粹和希特勒的最后时刻。这个时间跨度，足够使得特劳德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凶险的前景和面临毁灭，又把这个年轻女子和她并不完全明白的东西，死死捆绑在一起。

　　特劳德亲身经历了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历史事件，德国一些高级军官试图炸死希特勒。那天在自己住处，特劳德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特劳德回忆说，那里平常一直有各种响声：鹿踩了地雷、空袭或者是试验新武器，可是从没有这样响的爆炸声。后来知道是司令部建筑发生了爆炸。她和同事们当时有许多疯狂念头，“不知道元首怎么样了，他要是不在了怎么办，谁来领导我们”，“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最后她们被告知，希特勒没事，他正在自己的住处，“假如愿意，我们可以去看他”。进去的时候，他的样子看上去非常可笑，“头发全部都竖起来”，“他爆发出大笑：‘我活下来了！这说明我是命运注定被挑选来完成使命的！’”希特勒对她们说，他们不知道，假如我不在了，犹太人要疯狂报复。他们不知道，假如我不在了，敌人将怎样摧毁德国和我们的文化。这个“他们”，当然是指试图暗杀他的人。

　　这次暗杀，使得希特勒变得更妄想、多疑。特劳德认为，在此之前，打到那一步兴许还“可能是选择和平”，“从此以后，就不可能是和平了”。当晚希特勒发表演说：我奇迹般地活下来！我一定要赢得战争！今天想到希特勒的话，特劳德说这“真是愚蠢”。

　　希特勒对“假如没有希特勒的德国”作出种种恐怖的前景预言，在当时的特劳德心中都是真实的。这都使得特劳德把希特勒必须胜利，看作是自己和德国的唯一出路。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事件本身：高层分裂，将军们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反对希特勒，加上战事失利，不可能不对这个小圈子带来冲击。特劳德也开始成熟：“在我内心深处，我开始怀疑，那一切都真的是对的吗？对这个状况提出疑问，其实就要启动一个探讨，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在这个例子中，假如你尊敬一个人，赋予他很高的价值，你其实就并不真想去毁掉那个人的形象，假如你明明知道正面形象后面跟着是灾难，你也并不真的想看到真相。”

　　形势急转直下。4月21日，伊娃组织了那里的最后一次晚会，还是放着唱片跳舞，音乐很动听。可是特劳德已经预感到失败在逼近，“那两天我觉得气氛很悲哀”，她提前离开，去睡了。

　　第二天，4月22日，希特勒召集会议：门突然打开，希特勒走进来。他先到几个还留在那里的女人面前，对她们说：“全完了，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柏林。”“他完全是一张石头脸，已经是戴着死亡面具的脸。”“我们全傻在那里。伊娃走上去，双手握住他的手说，我的元首，你必须知道，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然后，第一次，我们看到他亲吻了伊娃的嘴唇。”“我们两个也说，我也留下。”“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说，可能只是也想不出有什么地方可去。我从某种意义上感到焦虑，我害怕离开这个安全的环境，也可能并不真正意识到有多么严重。”然后希特勒说：“我会开枪自杀。”又加了一句：“我希望我的将军们也会有同样勇气。”说完希特勒走出去，特劳德回忆说：“所有的人都站在那里，脸色有红有白，像死人一样。”由于过度紧张，“后来我去做了什么自己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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