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28)_林达

二八

　　叙述这最后一个星期希特勒大本营的毁灭过程，特劳德就像是在叙述一件昨天发生的事情。她是紧张的、激动的、全神贯注的。可以想象，对二十五岁的特劳德来说，压力远远超过了她能够承受的限度。在希特勒宣布“一切都完了”之后，每个人口袋里都开始揣着毒药。她们怀着求生本能，劝说希特勒是不是可以不自杀，似乎他的生命选择和她们的命运前景必然将是一回事。偶尔几个女人到户外去透一口气，宁静的大自然使得她们感觉有生的希望，而回到办公室却又是令人窒息的死亡气息。也许最能反映她们的状况是这样的场景，特劳德回忆说：她们一边吃饭，一边讨论的话题却是“以怎样的方法自杀可以少一些痛苦”。

　　最后，希特勒在自杀前，要求特劳德为他做了最后一次口述记录。当希特勒说，他要对这场战争说出一切时，特劳德激动地想，我终于可以知道真相了！终于可以知道究竟发生些什么了！可是她听到的，居然还是那些空泛的陈词滥调。也许，这一次失望使得希特勒终于在这个女孩面前光环褪尽。紧接着，希特勒和伊娃自杀。他们死后，特劳德没有去看。她“静静地坐着，突然发现自己恨透了这个人。如此不负责任，就这样扔下大家撒手了事”。前前后后，就是一连串这样目不暇接的大变故：有人，包括希特勒和伊娃，为死亡而先举行婚礼；有人逃跑；有人，包括伊娃的妹夫，因试图逃离被枪决；最后是周围大批人的自杀。而这些变故，都是在耳边响着的盟军轰炸和枪炮声中匆匆发生的。讲述的过程仿佛是再次经历，特劳德的语流越来越快，神情越来越激动，终于她如同再次经历大崩溃，几乎是呻吟一般：“让我休息一下！”

　　就在看着特劳德讲述这段最后回忆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对特劳德来说，她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一个悲剧。她一生中最好的一段青春，是和这样一个“邪恶中心”联系在一起，这个中心不是抽象的，那里有一个一个的人。从十三岁开始，她就全身心接受了唯一的思维方式、宏大的理想、个人的牺牲、投身悲壮事业的信仰、热爱和信赖自己的领袖。在如此氛围中，她和周围的人建立起亲密的同志、朋友关系，也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走出这段历史之后，回忆到那几年时光，只要涉及细节，她本能的自然反应，必定是当年的感情，比如当时和一个个同事的感情，共处的情景。当这一切崩裂的时候，她是崩裂的一部分。对她来说，一旦回忆，就自然会跳出许多令她动感情的细节来：戈培尔最后带一家人躲避到那里，央求特劳德安排孩子的住宿。她几次在采访中提到这六个孩子，“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处险境”。而最后，“那个最大的十岁孩子，眼睛里有我看到过的最忧郁的眼神，我相信她是感觉到了什么的”。说到这里，特劳德非常难过。虽然这部片子没有交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情节，戈培尔夫妇自杀前，先毒死了自己的六个孩子。其实，即便是提到布朗迪——希特勒的那只狗被毒死的情节，特劳德都会很自然流露出痛心。

　　以特劳德的生活经历，这样的感受是自然的。这种感受在天崩地裂的巨变中被强化，却又和此后理性告诉她的一切正面冲突。那是永远不可解决的矛盾：在她知道真相之后，理性似乎在告诉她，她应该为这崩溃的一刻而高兴，因为世界因此得救，战争因此结束，千千万万的人因此活下来。可是只要她在回忆这一刻时，眼前涌现出的是那些细节，她本能的感受仍然是面临灭亡的绝望。这种冲突、分崩离析的感受，几乎撕裂了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六

　　影片告诉我们，特劳德在最后关头决定离开那里。她在回家乡途中被俄国人逮捕，1945年6月9日至12月被俄国人关押。在被俄国人审讯中，她得到一个美国译员帮助逃到西德，又在被美国人关押审查三个星期后被释放，回到巴伐利亚的家乡。1947年，她被“去纳粹化”，也被赦免处罚，虽然她实际上从未加入纳粹党。

　　特劳德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战后很长时期里，德国似乎“没人对过去感兴趣，公共场合不讨论，也没有出书。在政治层面也没有，即便纽伦堡审判也没有启动这个过程”。到了六十年代，“突然那么多声音出来，我听到关于党卫军的状况，看到《安妮日记》”。那些幸存者，他们坚持着说真相。

　　这些揭露出来的真相，给特劳德以冲击，可是她首先提到的是战后现实本身对她的触动。“给我强烈印象的是，战后世界并没有如希特勒描绘和预言的那样。突然，这里有了自由精神，特别是美国人。”特劳德是美军占领一年后才回到家，她惊讶地看到他们“表现出非常好的民主，是一些非常助人为乐的人。救援包裹开始到达。我觉得一切好像都不是真的”。

　　纽伦堡审判揭露了对六百万犹太人的屠杀，以及“那些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失去他们的生命”。但是，一开始特劳德没有看到这和她的过去有什么联系，“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觉得自己并没有‘个人罪行’”，因为她在为希特勒做秘书的时候，并不知道集中营的屠杀。

　　“我的意思是，今天，毫无疑问，我必须说：他（希特勒）绝对是一个罪犯。他是一个罪犯——那正是我当时没有认识到的。在某种意义上，后来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当时是‘应该’看出来的。可是然后我又想，希特勒上台的时候我才十三岁，我又是个在许多方面很晚熟的孩子，再说不管我怎么样，不是还有千百万的人，他们都没有看出来嘛。我的意思是，除了我之外，当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他是个罪犯。我试着把这些念头从心头移开。”

　　“后来，有一天，”特劳德说，“我路过弗兰茨·约瑟夫（FranzJosef）大街的索菲·斯库勒（Sophie Scholl）纪念碑，那是纪念一个反对希特勒的年轻女孩，我相信她和我同样年龄，也就在我开始为希特勒工作的那一年，她因为反对希特勒被处以死刑。就在那一刻，我真的相信，在那个年代，找出真相也许应该是可能的。”

　　她说：“年轻不是借口。”

　　在五十多年后，她愿意接受采访，是她内心还承负着压力：“我活得越久，年纪越大，越感受到自己负罪感的重负。”五十年后，我们回看德国纳粹时期，当然为整个国家的疯狂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可是，对生活在当时的每一个人来说，自己在里面如此走过，原因又是非常复杂的。对于任何一个从荒唐岁月经过并走出来的人，只要他是诚实的，人们应该能够理解这种复杂性。

　　特劳德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亘古不变的话题，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争论双方永远能找到足够证明“善”或“恶”的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可是，听到特劳德的这段讲述，看到她困惑的眼神，我突然相信人是“性本善”的。不论有多少“恶”发生，最终绝大多数正常的人，会希望相信自己是一个“好人”、是“善”的。哪怕他们在为自己的“错”或“恶”寻找借口和理由，试图证明那是“情有可原”的。最终，这就是“善”在起作用，因为它的基础一定是：首先有“人”的基本判断，发生的事情不是“善”而是“恶”；其次，自己在为发生的事情深感不安，这就有“善”在“作祟”，希望有客观条件证明，自己做过的事情是有“原因”的，而不是自己“生而是个坏人”。这种本能的反应，是一种自我心理保护。这是绝大多数人做错事情之后，自然会走的第一步。一些人停留在这一步，也有人在继续走下去，特劳德就是其中的一个。

　　此后，在她小小的住所里，孤独中，她无数次反复回顾自己走过的这条路，她想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走上去、错在哪一步。她想找出来：为什么自己当初没有“意识”到“错”。老人的目光一遍遍落在逝去的岁月里。最后她同意接受采访，她本来可以不面对公众的。

　　我想，忏悔和反省本来就是很私人化的事情，哪怕最后特劳德没有接受采访，她能够走过这样一条路，通过窄门，她一定已经得到上帝的原谅了。

　　影片告诉我们：“战后，特劳德在 Quite杂志担任秘书，她在导演帕布斯特（G. W. Papst）描写希特勒最后日子的电影《最后一幕》（Der Letzte Akt）里担任过顾问，当过文学杂志社的雇员，当过科学记者。由于抑郁症，她提早退休，此后她用自己大量的时间为盲人读书。”

　　2002年2月10日，电影《盲点》在柏林电影节首演的那一天，特劳德在慕尼黑医院因癌症去世。在去世前不久，她和《盲点》的采访人海勒（Andre Heller）和史密德勒（Othmer Schmiderer）在电话中有了一次谈话。

　　就在那次谈话中，她说：“我想，我开始宽恕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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