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26)_林达

二六

　　三

　　特劳德今天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转折。

　　她自己反复回忆、审视和询问当时的那个女孩：你是怎么回事？

　　确实事情的发生有很自然的理由。甚至可以想象，特劳德接到消息兴奋莫名。对这样一个女孩，难道有什么不应该吗？

　　事情当然有自然的一面。这个工作对特劳德来说，“就像出现了满足我跳舞热情的机会”。特劳德觉得，这也是自己对老板抗争的一个成功，“他总是不让我离开”。当然，还不仅如此，这还是枯燥生活中出现的一个大转机，她总是想离开妈妈和外公，再神神气气地以另一种样子回来。“作为一个女孩，我当时没有任何确切的想法和计划，没有想过人生要怎么过，要做什么。”

　　“实际上我到希特勒那里，完全是一个巧合，”她又觉得这样平叙事实，似乎有“开脱”自己之嫌，就加了一句，“必须说，这是因为机遇，却也是因为我的愚蠢。”

　　特劳德无数次地反省自己跨出的这一步，也很自责：她曾为希特勒工作，“也因为我确实喜欢过他。可他又是如此可怕灾难的根源。”她不断盘问自己，“你看，在集中营究竟发生了些什么，那些细节后来被揭露出来。”当时她并不知道，一般德国人当时都不知道集中营的细节。后来“我读了克勒佩雷尔（Viktor Klemperer）的书，当然那是在很久之后，但它确实给我很强烈的冲击，所有这些问题，至少对犹太人来说，在1933、1934年的最初阶段，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我觉得自己曾是那么没有感觉和自私迟钝。我没有去注意去关心。这样的感觉越来越沉重地压迫我。我似乎应该对那个还是孩子的我感到愤怒，那个年轻女孩。或者说，我不能原谅那个在当时没有认识到恶魔带来灾难的少女。事实是，我没有看到自己逐渐卷入的是什么，对于一切，我只是说‘是’而一点没有思考。”

　　她生怕自己这样说，还是在为自己辩解，于是进一步自责说：“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要说：我那时就不是一个热情的纳粹。当我去柏林的时候，我也许可以说：‘不，我不要这份工作。我不愿意被送到元首司令部去。’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只是很好奇。我想我当时并不能真正想到，宿命将把我驱赶和留在怎样的位置上，而这个位置根本不是我去追求的东西。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自己的一切无法原谅。”

　　一开始，特劳德是柏林元首办公室的一般工作人员。特劳德并没有在那里见过希特勒，“我做的事情是打开那些女人给他的求爱信，他自己并不在那里。其他人也见不到他，他在自己的私人司令部里，离‘外部办公室’很远”。后来，那里有一个打字比赛，“办公室里谣传，说是希特勒在挑秘书。鲍曼坚持说我应该去试试”。特劳德当时并没有野心要得到这个工作，那时她对自己的现状相当满意，“可我还是去考了”，结果还考得很好。

　　1941年12月初，考得最好的十个女孩接到命令，被送往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司令部。她们在元首专列的车厢里等待接见，结果整整等了几天。一个晚上，她们被领着穿过黑森林去元首司令部。“一栋很令人不快的房子，在勤务人员的区域里有软木的椅子，我们排成一排，然后见到了希特勒。”

　　所谓“领袖接见”，在一个刻意造神的国家，是一件大事。“领袖”总是很重视“接见民众”的戏剧性效果，这种经验对被特定教育愚化的民众来说，是精神的一种撼动和震慑。对于特劳德来说，却另有一层特别的意义。“在此之前，我只在新闻里、公开场合上见到过他，他身着军装行纳粹举手礼的样子。可是现在，突然来的是一个老年绅士，低声说话，对我们友好微笑，和我们握手，用他出名的眼神直直地看着我们，询问名字，用一种和蔼得像父亲一样的口气和我们说几句话，然后离开。走的时候，他就说了声‘晚安’。被希特勒接见的经历，完全和我以前的想象不同，那是无害的、和平的气氛。”对从小缺少父爱的特劳德，那是内心的颤动，“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也许只是一种姿态，对我而言，或许感到是一种保护，那是我长久以来在渴望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这样放任自己倾斜”。也许，那个年轻女孩对领袖的感情，可以称之为对伟人和慈父相交的“热爱”。

　　希特勒离开后，“我们好奇地问，‘他挑中了谁？’鲍曼说，“没那么快的，你们还要经过口述记录的测试”。测试的时候，鲍曼安排了一个女孩陪特劳德进去。“希特勒已有过一次混乱的经验，一个女孩去为他的口述打字，可实在太紧张，原来有点歇斯底里的病发作了。希特勒怕这样的事情重演。”测试过程更加深了特劳德对希特勒的好感。“我进了房间，发现那里很冷，希特勒不喜欢热的房间。他对我还是很和蔼，他说，‘我的孩子，不要紧张，你不会像我那样老是犯很多错误的。在这儿坐吧，我要不要为你开暖气？’他指的是电暖器。我们有一种特殊打字机，叫做默声打字机，打起来声音很小。他开始口述，我开始打字，发现自己的手指是那么颤抖，根本就瞄不准键盘上的字母，我看了一眼纸，那上面乱七八糟不成词句。”也许，本来特劳德也会像那个歇斯底里的女孩一样被淘汰。可是“他的女勤务员林格进来，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里宾特洛甫来电话。’他像一般的老板一样，拿起电话开始说。这段时间给了我机会，我把句子重新写成正确的德语。然后他又开始口述，我打下来，很顺利。实际上是很容易。最后，我把记录纸交给他就出去了。”

　　在说到林格进来这个转机时，我注意到，特劳德先是很自然地说“感谢上帝”，可是马上说“也许应该说，很不幸地”，这种负罪感的印记和流露，始终贯穿在采访过程中。顺利通过测试，“他（希特勒）挺高兴，我也挺高兴。我确实觉得兴奋。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突然，我在这里，那个小小的特劳德·汉普斯，坐在元首对面，是元首本人。不管你对他怎么看，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伟大人物。我处于如此不同寻常的位置上，如此难以置信，像是一个历险记。”

　　决定的时刻来到了。希特勒“又叫我去。原来的两个秘书一左一右站在他身边，他说：‘汉普斯小姐，我现在必须问你了，你是不是愿意留在我这里。我这里总是有这样的问题，我那些年轻女孩的秘书，总是有人要娶她们，就突然把她们带走了。也许应该让她们戴上难看的面具，像黑人面具什么的。’”

　　说到这里，老人突然不安地捋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说：“我一定是疯了，我对他说：‘首相，你不必为这件事情担忧，我身边至少二十二年没有男人出现了。’他只是大笑起来。那时我真不相信自己说了这样的疯话：‘我身边至少二十二年没有男人出现了！’所以，我必须忏悔的，在这一刻，我没有能说：‘不。’可我并不是没有机会说‘不，我不愿意留在这里’。诚实地说，我必须承认自己喜欢这个工作。”

　　特劳德说自己“喜欢这个森林里的司令部工作，它不像是我以前经历的办公室，工作时间必须整天坐着不动。后来，希特勒不再要人在外面办公室为他安排约见、接电话和煮咖啡。秘书们不再集中在一个办公室里。她们有自己的公寓，自己的房间，只是在需要笔录的时候才被叫去。主要是打录演讲稿、私信和一些个人的东西。他从来不需要打录政治、军事的文件”。

　　年轻的特劳德和党卫军军官在一起就这样，特劳德成为希特勒的秘书，“在我开始为希特勒工作时，我突然也得到一种安全感”。“一个圈子，一个和外部如此隔绝的圈子。”她又说，“后来，在我成熟一些之后，我想，我对他是一种对父亲形象的非常向往的态度，可是当你的父亲令你失望，这又很容易转变为一种‘恨’的感情。”

　　那是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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