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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我们是不是走出了盲点

  ——关于希特勒秘书的回忆

  一

  国际文坛曾出过一件事: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宣布:在他的新自传《剥洋葱》( Peeling the Onion)中,他将讲述自己十七岁时参加纳粹党卫军的经历。这是他第一次向公众承认这段历史。这一消息在德国,也在各国知识界引出很大争议。格拉斯是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铁皮鼓》几乎成为一代人的必读之书。他是众望所归的公共知识分子,凡德国的公共议题,格拉斯如何表态总是受到重视,甚至有人说他象征着“德国良心”。他曾被波兰授予波兰但泽市“荣誉市民”称号,也许这比他获得其他所有荣誉都更说明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七十八岁的格拉斯六十年后披露自己的党卫军经历,才会有如此爆炸性效果。

  近年来,格拉斯有一些重大“表态”。1998年2月,他带领一批知识分子表态,呼吁放弃修建“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理由是“难以表达德国反省历史罪行的立场,难以传达纳粹罪行的深重,难以表达对牺牲者的悼念”。这些现在都和他的“历史问题”挂钩。一些人认为他欺骗公众,早就该向公众坦白忏悔。又因新书《剥洋葱》此时将要出版,更有人攻击他在作新书广告。

  看到围绕格拉斯的这一切,让我想起特劳德·琼格·汉普斯(Traudl Junge Humps),想起自己看过的一部采访她的纪录片,也想起在看这部片子时心头的诸多感触。

  特劳德出生于1920年,比格拉斯大几岁,在一个动荡时代,大几岁有时就有大半代人的感觉。1942年,她开始担任希特勒的秘书,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假如说,当年加入党卫军的格拉斯还是个少年,那么二十二岁的特劳德已经是个年轻女子。三年中,她为希特勒作口述打字。在此期间,特劳德嫁给了希特勒的勤务员汉斯( Hans Hanmann Junge)。不久汉斯应征上前线,十四个月后于法国一次袭击中身亡。在希特勒的最后一刻,特劳德奉命记下了他的遗嘱和最后遗言。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她住在慕尼黑一个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五十多年来,她一直默默地把那段记忆留给自己。八十一岁时的2001年4月至6月,由一名作家牵线,她接受了弗劳·琼格(Frau Junge)的几次采访,成就了这部影片。

  老人说德语,影片下面是英语字幕,对我来说,看这部纪录片,应该说是如看书般看了一遍文字。可是,由于德语和英语有许多单词的结构发音近似,因此能够在看字幕的同时,感受到老人随着讲述,不由自主的表情和语调语气。最后我发现,实际感受并不是原来想象的“看文字”,还是有“看采访”的感觉。

  影片是剪辑过的,主体是对一段段历史,或是对一个个话题相对完整的叙述,在这些话题后面,有再次采访的说明和补充。整部影片内容就是采访,没有加入任何历史场景等等的花絮。记得以前大家聊起纪录片制作,都认为整个片子都是采访过程可能会使观众厌倦,因此历史场景资料很少的话,“做片子”本身会很困难。可是在看这部片子时,我开始怀疑这样的看法,它确实一点也不令人感觉枯燥乏味。虽然只是特劳德一个人在讲述,可是你感觉到整个片子是一个有机整体,有起伏和节奏,有低潮和高潮。有时候,插入了讲述者观看前面采访的画面,一种特殊的距离感突然就出来了。开端和结束都是平淡的,却动人心魄。

  二

  读到“格拉斯争论”,我之所以会想到这个叫做《盲点》的影片,是因为它非常细致地表现了一个当时被愚昧蒙蔽、深深卷入漩涡的德国年轻女孩,如何在此后以她整整一生来挣扎反省的复杂历程。

  那是个人经历的故事,也是一部个人见证的历史。一开始的话题,是交代这一切发生的背景原因。老人在开口之前显得很困难,欲言又止。也许那难以开口的时间并不长,可是那种竭力挣脱捆绑的感觉使得时间“变长”。突然,像是终于下了决心。“这一切,”她开口说,“只可能发生在专制制度建立得如此完善的时候,它掌控编织整个社会的每一根纤维。”

  “德国组织得如此之好,”老人停顿着,似乎在回忆和思索,画面外,传来记者的遥远的问题:“人的意识也是这样吗?”老人没有马上回答,拿起一支烟,举到半空,却又茫然地放下。她垂下眼睛,不看镜头,开始回答:“那是被希特勒极大伤害了的一个领域,他确实试图操纵德国人的思想。他使得他们相信,他们有一个事业要去完成,他们必须灭绝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根源。这是希特勒自己很早就在推动的个人理想,人们必须为此作出牺牲。”

  当年的那个年轻女孩,当然不是有意走错路:“当我还是个孩子,希特勒确实在一开始就在某种意义上强烈地深入了你的内心。”特劳德的童年在一个特殊环境中度过。她生长在单亲家庭,“母亲独自带大我们”。离异之后,母亲带着孩子住在娘家,外公是个将军,在家里却是个“真正暴君”。“母亲为外公管家”,她没有钱,“而外公总是在对我们说,是他养活了我们,我们总是感受到精神和道德上的压力”。她回忆说:“我从没有在一个完整家庭里的感觉和安全感。当然,妈妈为我们做了一切。”可是,特劳德仍然清晰地记得童年的心理感受:“我自己喜欢和这样一些孩子在一起,他们会说:‘我父亲怎么说’或者是‘我父亲认为’。我总是想,有个父亲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粗暴的外公不提供一个父亲的替代位置。外公是个纯粹的军人,不关心政治,特劳德一直觉得,对她来说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为她也就没有机会学会辨别政治上的对错。“不幸的是,我的家庭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外公)他不关心政治,从不谈这些话题。我们按照一些原则被带大:服从,牺牲,压抑自己。这都被看作是美德。”“我自己很适应。既然妈妈过得那么难,我总是并不思考就服从,也总是愿意牺牲自己。”特劳德没能上高中,“对我妈妈来说,学费太高”。在第一次大考后,特劳德就离开了学校。“然后他们对我说,‘你最好去读商校,找个办公室工作,这是最快可以养活自己的办法’,那就是我的命运,而我看不到任何其他机会。还令我感到难堪的是,我是老大,却还待在家里,我妹妹却已经出去闯世界了。”

  能养活自己之后,特劳德也试图挣脱命运,“我一直想读舞蹈学校。1941年,进舞蹈学校要入学考试,我考得很好,我觉得可以永远逃避办公室了。可我工作的出版公司却不准我离开,在1941年,只有在雇主同意后,你才可能离开工作。我是那么失望,因此全心央求我妹妹帮我忙,她当时已经在柏林以跳舞谋生”。就在特劳德绝望时,她妹妹出了个主意, “让我问问阿尔伯特·鲍曼(Albert Bormann),看他能不能把你调到柏林去工作。”阿尔伯特是妹妹最要好朋友的姐夫,很有权势。特劳德说:“好啊,当然,我一点不知道这会是什么结果。”

  阴差阳错,一个人生转折就这样在特劳德面前出现。她接到通知,她的新工作,是柏林的元首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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