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22)_林达

二二

　　所谓的“历史问题”调查，好像就这样顺利过去了。

　　北郊中学当时在交通不便的上海郊区，对住在市中心的沈先生来说，很不方便。他去学校，下了公共汽车，还要在载人自行车后面坐上二十分钟左右，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次。沈夫人刚刚生了孩子，身体不好，需要照顾。沈先生的家住在当时的陕西南路271弄，在沈先生的家门口，恰好新开办了上海市第五十五中学。沈先生说：“它那里摇铃了，我在家里听到再进去上课，都来得及，就那么近。”

　　这就是沈先生后来说的他的“私利”，他想调动工作，上班近一些。沈先生估计朱瑞珠不肯放他走，就决定在征求北郊中学同意之前，自己先去联系。

　　那是1957年，当时是在“反右”运动当中，五十五中学刚刚成立，正缺有经验的教师，校长张毓恒听了沈先生的情况介绍，很高兴，说你有这样好的学历和教学经验，就赶快过来吧。沈先生还是老概念，认为谋生的关键是“找工作”，只要新工作落实了，离任总不成问题。于是，沈先生得到张校长的接纳，他就通知北郊中学，他要辞职了。

　　沈先生说：“这样一个举动，就为北郊中学的朱瑞珠所不满。认为我们为你花了那么多财力精力，把你的历史搞清楚，你倒要走了。”这时，李莹来找沈先生，要把那份历史鉴定拿去看看，后来就没有归还。沈先生问她，她说存档了。沈先生即将离开，也没有在意，他说自己“不晓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这样，沈先生个人保存的北郊中学对他历史问题的正式鉴定书，就稀里糊涂地被收走了。沈先生说：“我走的时候，朱瑞珠非常不开心，说你没有经过组织的调派自己就去，这是不好的，很不好的。”虽然组织关系还没有从北郊转到五十五中学，沈先生已经开始在新的学校上课了，似乎木已成舟。

　　沈先生说：“我就这样去了五十五中。已经去了，我想，他们也就算了。”

　　谁知，不久以后，北郊中学先转了一大堆材料到五十五中，说沈先生有“历史问题”。五十五中有一段时间就不敢再安排他上课。接着，如晴天霹雳，沈先生接到通知，北郊中学向虹口区人民法院起诉沈先生为“历史反革命”，起诉的依据，就是沈先生在解放前的工作经历。

　　沈先生告诉我，在虹口区人民法院，他对法官说，我的历史问题有过结论。法官问，鉴定呢？沈先生说被学校收去了。法官说，你空口说白话嘛。沈先生想起刚刚过去的“反右”，他对法官说：“我在反右中没有说过一句和党和政府不符合的话。”法官说：“态度也就可以说明问题。”法官的话因此对他冲击很大，他反反复复对我说：“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就凭一个‘态度’就可以了！法官竟然说，态度也可以算罪行。”对沈先生来说，如四周突然一片汪洋，他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在人人落井下石的时候，哪怕一点点同情，沈先生都记得刻骨铭心。当时沈家的奶妈说，沈先生是好人，我要去对法官说。直到现在，沈先生提起来还由衷感激。

　　沈先生说：“法庭上没有说几句话，说你应该感谢党给你最轻的处理。”判决下来，他被“开除公职，管制一年。虽然只是管制一年，却算是刑事范畴，是判的刑事罪，所以必然要开除公职”。那是1958年，几乎社会上的一切工作机会，都已经是公职了。所以，沈先生知道，“开除公职了，一切就完了”。

　　今天，在写着这个故事时，我仿佛还能听到沈先生的声音：“我有什么事情？！又没犯罪，没劣迹，我一点坏事也没有做过！”

　　可是，还有“一年管制”怎么“管”的问题。

　　沈先生抱着最后希望，回到五十五中对张毓恒校长申辩。校长面对法院的判决，也无可奈何。沈先生告诉我：“校长讲，我们手里的材料全部是他们转来的，我们自己没有搞一点点材料，我们就像是执行命令、政策。”绝望的沈先生走投无路，只能争取最好的结果。他找到五十五中的人事干事徐惠卿，请求“管制一年”能否就由学校执行。沈先生其实还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管制”，他想，不教书就是了，谁知后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判下来以后，徐惠卿让我交出工作证和公费医疗证，说要送我去青海改造。我说能不能在学校管制。她说留在学校不合适，学校有学生，放一个管制分子不好。去青海能够加速你的改造。”

　　当时正值“反右”运动之后，对“右派”作出处理的时候，五十五中刚成立，学校人不多，只有二十来个教职员工，却也有一些教师被处理。沈先生回忆说：“五十五中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右派，他认罪好，就留校管制。”成为右派的还有女教师陈娟、历史教师李允泰。“后来我知道，五十五中的语文组长，送到安徽教养，在教养期间死了。有些是我回来以后才听说的。”

　　五十五中同时和沈先生一道去劳教的，还有二十多岁的青年美术教师王柄坤。他年轻气盛，不认错，被定作极右分子。王柄坤是由公安部门到他家去抓的。沈先生被指定去虹口区的横浜桥收容所。校长张毓恒对沈先生有些同情，他还雇了辆三轮车，把沈先生送到了收容所。坐在三轮车上，沈先生还不知道收容所是什么意思。

　　“横浜桥收容所完全就是囚犯待遇。一早起来集体跑步。”沈先生回忆说，“在横浜桥是一个大通铺，上下铺，干净倒是干净，没有臭虫。”能吃饱。可是他心情很糟，吃不下。“那里三教九流、流民乞丐都有。”他旁边是个复旦大学的讲师，“研究明史的，不大讲话”。

　　在那里关了一个月不到，见过两次家属，沈先生就被送往青海。他回忆说：“坐闷罐车，中间放两个桶，小便大便都在里面。就睡在地下，我就弄点纸头。闷罐车原来是运盐的，乱七八糟。到了一个站，军人拿着枪，让我们去倒马桶。我们就是靠着铁皮，打打瞌睡。坐火车时见不到天日，昏头昏脑的，前途如何也不晓得，也不能与家里通信，火车到了张掖，就转坐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到达的是祁连县的一个劳教农场。农场几百人，分成一块一块，叫一组一组。房子是原来就有的土房，住进去就是了。

　　那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人给你细算。沈先生被判的是“管制一年”，送进劳教农场，就变成了“劳教”，而“劳教”按理说是“行政处分”。沈先生根据自己的体会说：“劳教和劳改其实是一回事。劳改是有刑期的，判个十年八年，劳教没有刑期规定，但是它有八个字‘主观努力、客观需要’，没有时间限制的。‘主观’是你在农场的表现，‘客观’是外面需要你。现在开除公职了，外面不需要你，就没有时间。”“可能劳动强度不同一点，我也不知道。我们在青海祁连看到过劳改的背木头，一个个排着，很苦。我们比较自由。”可是，“那么大的地方，方圆多少里，放给你跑，你也跑不掉”。

　　来劳教的还有中学生。沈先生身体不好，干着轻活。有一次积肥，他吃惊地听到有人喊他“沈老师”，原来是五十五中的一个女学生。“她说，沈老师，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一问，原来那时卢湾区有个体育俱乐部，这个女学生经常去那里溜冰。学校说她是女流氓，是阿飞。就把她送到青海劳动教养。”她对沈先生说，沈老师你积肥啊，那我们这个女厕所的粪就全给你好了，我守在门口，你来舀。沈先生说“就有那么巧”。

　　沈先生在那里看病时，认识了一个青海的女医生。她告诉沈先生，管制一年到期的时候，你要申请撤销。一年到期时，沈先生就申请了，可是管制撤销以后，并不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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