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21)_林达

二一

　　这篇文章说：“《文汇报》编者给蒋达章的文章还加了编者按：蒋达章同志看《飘》这本坏小说，是去年在×学校图书馆借到的；在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很多学校图书馆都已经把反动书刊进行了一次清除，如果有个别学校图书馆还没有进行清查的，应当以严肃的向人民负责的态度进行一次清理工作。关于清理学校图书馆的情况，希望读者写信告诉我们，作为我们工作的参考。”“这两个读者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他们的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思想都是受到了文艺作品的影响。胡冰和蒋达章的文章同时提到给他们的思想带来巨大毒害的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这场讨论引起上海大中学生广泛的回应，“6月12日，发表同济大学学生杨寿慈《资产阶级反动文艺作品腐蚀了我的人生观》”；6月28日，也有了“晏摩氏女中学生张仟琴”的文章《清除肮脏的思想向幸福的生活前进》。

　　沈先生到那里是1953年，晏摩氏女中刚刚被改名为北郊中学，他进入语文教研组，组长陈幼璞，副组长顾正光，沈先生成为一名语文教员。在那里，沈先生遇到两件事情。

　　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教育机关成为重点。沈先生在读大学的时候，听胡风讲过一堂课。也许是他太不当回事，随口说起，听者有心，沈先生就成了北郊中学反胡风运动的重点。沈先生说：“听课的学生有很多，我根本不认识他。可就要无限上纲，想打我个胡风骨干分子。说是你去听了课，难道就没有背后的接触吗？真是无话可说。”结果，“又是批判又是帮助”。对沈先生来说，最可怕的，是教育系统在海军大礼堂开大会，王若望“从上面下来”，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判沈先生，说“北郊中学就有一个胡风分子”。沈先生发现，一个点名，在当时就可能因此被断送。

　　今天提起来，八十多岁的沈先生仍然难以平静。我对沈先生说，我看过王若望八十年代的小说《饥饿三部曲》，他在“文革”中也坐了牢。沈先生坚持说，那是整人整昏了头，“自己内部斗争”。沈先生说，王若望到他在美国住的亚特兰大市来作报告，“我想递张条子上去骂他一顿”。结果，演讲会的主持人劝阻了他。主持人是沈先生的老同学赵增义。最后，他总算没有被定作“胡风分子”，算是逃过一劫。

　　沈先生在北郊中学遇到的另一件事情，是学校调查他的历史问题。所谓“历史问题”的“利害”，他到后来才知道。这时候，他对我提到一个人，北郊中学的女校长朱瑞珠。

　　北郊中学校长

　　听到朱瑞珠的名字，我有些说不出的感觉，那是我既“熟悉”又不相识的一个人。就像北郊中学，那曾经是我天天在卧室窗口可以看到的一个学校，我却不是它的学生。

　　在我小学毕业的1965年，上海的中学分为市重点中学、区重点中学、含高中部的完全中学，以及只有初中部的初级中学。我们升中学，是先填写个人志愿表格，再通过全市统一的入学考试，分别录取。从理论上来说，录取标准是由升学考试的成绩，结合个人志愿，决定去向。

　　说是“理论上”如此，是因为背后还有一个不对学生宣布的政策，那就是学生的家庭出身是一个重要参照。当时并不公布考试成绩，所以，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不能按志愿进入理想的学校，也无从申辩。更有的孩子因出身落选，不能升学，十三岁就注定了血缘决定命运。

　　不过，对当时大多数学生来说，知道的还是“升学考试分数加志愿”的公式。北郊中学是虹口区重点中学，是个相当好的学校。在我的邻居中就有不少北郊学生。其中有大我两岁的秦巧俐，她常常给我讲朱校长的故事。印象中，那是个很受学生爱戴的女校长。

　　真的体会朱瑞珠的魅力，是在我临近填写升学志愿书的时候。

　　当时，大学升学率是考核中学的一项硬指标，中学的生源质量自然就很重要。区重点夹在市重点和普通中学之间，自然要竭力争取成绩偏上的考生。我们填写志愿之前，正值“六一”儿童节，朱瑞珠精心准备了一整套节目，然后向附近所有小学发出邀请，对象是毕业班成绩前十名的孩子。那天，接到邀请的孩子，欢呼着冲出教室，已经有点肆无忌惮。我还清楚记得，以管教严出名的班主任，此刻眼睛里飘过一丝失落。就在这点复杂的眼神里，我忽然明白，我们和小学六年的联系，已经终结。

　　“六一”那天，北郊端出盛大庆典，我们和中学生一起过节。回想起来，那是精心策划的青少年政治教育的经典样板。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庞大的仪仗队出队旗，鼓号齐鸣。一开场就是朱瑞珠校长讲话，热情洋溢，她无疑是个鼓动家，以欢迎我们开始，以期待我们加入北郊中学革命大家庭结束。然后，有阵容整齐的旗语表演，整齐地打出“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口号，还有航空模型表演、歌舞戏剧，外加晚上的两场露天电影。只记得两部电影都涉“阶级敌人破坏”，小孩子们糊里糊涂地把它当作侦探片，看得紧张刺激。

　　白天高潮迭起的庆典中，朱瑞珠还精心安排了少年儿童先锋队向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政治组织转换的隆重仪式，这是小学里看不到的风景。在刚满十五岁的超龄少先队员的退队仪式之后，马上是一些刚退队的先进学生加入共青团的宣誓。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发现列队上台的十几个幸运儿，排头的恰是我的小朋友巧俐；另一列是上来给新团员戴团徽的，前面是党团组织的重要人物，领头的正是朱瑞珠校长。等两列队伍一一对上，恰是朱校长给巧俐戴团徽。那天，白衬衫蓝裙子的巧俐，兴奋得满脸通红。

　　填写升学志愿对一些孩子来说，是有点拿不定主意的事情。最后关头的那一点推动和诱惑，会很有效果。虽然我自己是个主意蛮大的孩子，并没有因此改变原来的志愿。可我也真的看到，身边有些同学就是被朱校长的盛情打动，弃原来更高的目标，奔北郊中学而去。

　　“文革”中，巧俐常告诉我一些北郊中学发生的事情。当时，中学校长受到“冲击”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所以，听到朱瑞珠校长跳楼跌断一条腿，我并不那么吃惊。就像巧俐那时告诉我，北郊学生把一只猫从教学楼五楼扔下来，我也一点没有觉得意外。

　　在多年以后，有朋友在做这方面的历史研究，我马上想到朱瑞珠的遭遇，把她作为一个受迫害中学校长的例子，讲给朋友听。

　　没想到，在沈先生这里，我听到了另一面的朱瑞珠校长的故事。提起校长朱瑞珠，说切肤之痛、说悲愤，怕还远不足以表达我看到的沈先生的感受。

　　北郊调查沈先生的“历史问题”，是这样开始的。北郊中学的语文教研组长陈幼璞告诉沈先生，朱瑞珠校长很器重你，要重用你。因为要对你负责，才要把你的问题调查清楚。据沈先生说，参与调查的，还有朱瑞珠的一个沈姓女助手，还有共青团书记李莹、党支部的陈晓莺。他们组织了到外地调查，花了很长时间，也花了学校不少钱。

　　调查结束以后，共青团书记李莹代表学校找沈先生谈话。她说，沈老师，为了你的历史问题，我们跑得天南地北，问题现在弄清楚了。我们花了很大精力，这完全是朱校长、书记亲手抓的。历史问题对一个干部非常重要。现在，定你为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当时李莹给了沈先生一个历史鉴定，写明他是一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

　　沈先生告诉我，他当时嘴上敷衍着，心里并不认为对一个中学教师，有什么大动干戈“调查历史”的必要。他甚至觉得这样的结论太可笑，很不以为然。后来，“有经验”的老师为他捏把汗，私下对他说，“你真是‘拎不清’啊，学校为了调查你的问题，花了那么多的钱。现在定下来是‘好人’，你应该当场感激，表示出肝脑涂地、感恩戴德的样子才对”。沈先生对我说：“我这个人有点马大哈，觉得他们多此一举。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只是一个没有劣迹的芝麻绿豆的小官，谋生而已。要我感恩戴德，我觉得我也没什么恩可感。”沈先生觉得，自己不以为然的态度，使得领导不太高兴。他也没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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