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23)_林达

二三

　　沈先生所在的农场，“以无业游民为主，知识分子少”。有一天，队长来问，你们这里面有没有医生，懂得扎针的。沈先生看过一本讲针灸的书，就回说，我是。队长不信，说你是做教员的。沈先生就解释说，中医有一种儒医，看书就可以了。队长就让他试试。沈先生说：“劳改劳教农场普遍缺乏医药，我就做针灸医生了。那里病人都是饿的，来就是休息。到队部请假来看病，可以偷点懒，不出工，借这个机会休息休息。没有什么药，就是扎针，扎针不花本钱。哪里说痛就扎一针。我和他们都是彼此彼此。我说你来了就要吃点痛苦，他们就说没关系，你扎好了。”沈先生也趁这个机会有了个休整的机会。

　　很快就是大饥荒时期。沈先生记忆最深的，就是饥饿，“吃饭规定一人一瓢稀的。粮食定量很少，就是稀饭也吃不饱。我在收容所认识的那个复旦讲师，在那里饿得就吃‘胃舒平’”。他记得一个年轻的放射科医生，“上去采石棉矿，饿得休克死了”。沈先生说：“在那里饿死的和撑死的比例差不多。饿了以后，一些年轻人就去偷青稞，偷来就炒一炒，一下吃多就会撑死。”

　　后来，饥饿越来越严重，管理也就越来越松，“不劳动在那里赌钱，也没有人管。赌什么呢，没有钱，多数是赌糖精片，那里乱七八糟”，活下去成为唯一的目标。有一次，囚徒们把农家的羊偷来杀了吃，叫沈先生放风，分给他一个羊尾巴，“都是毛，”沈先生感叹着，“那个时候实在肚皮饿啊。”……“人到了那个时候啊！”

　　偷吃要冒挨打的风险，“犯错误的，队长不打叫组长打”，因为队长是干部，组长是囚犯。“打得差不多了，队长就来说，别打了，你怎么打人啊。其实是他自己叫打的。就是这种方式。因为规定不准侮辱，不准打骂。其实犯了错误都要打，偷东西更要打，都是为了吃。还有叫劳动你不劳动也打，叫组长打。”

　　只要表现出一点点同情的人，沈先生都心怀感激。他对我说：“有一个老头子队长，人蛮好。”因为他对囚徒们表达了一点同情：“他说，粮食是队里的，肚皮是你们自己的。你们偷吃，吃坏了肚皮，你们自己负责任。我劝你们不要这样。”有个叫顾铭君的，也是中学教员，跟沈先生关系很好。最后熬不住，逃跑了。那个老头子队长说，“逃出去不容易，四面都是水，野狗野狼，要把你吃掉。逃会把命送掉，我劝你们不要跑，吃不饱做不动就歇歇。”沈先生说：“这个老头子人好，年纪大了，很有人情。”逃跑的朋友顾铭君生死不明，晚年的沈先生念念不忘，他从美国回来探亲，还怀着最后希望，通过公安局试图找到他，却始终没有结果。

　　后来沈先生住进农场医院，“中间放个马桶。我们睡在地上。病重的就头朝外。医生交接的时候就叫名字，听到回应就说，啊，你还没死啊”。睡在沈先生边上的一个病人就死了。“究竟死亡比例多少我也不知道。都没有什么大病，很少有感冒发烧的，都是饿死的”。

　　1961年，农场终于断粮，只得宣布解散。万幸的是，沈先生还活着。沈先生离开学校之后，1958年到1961年，在青海如是三年。

　　三年之后，沈先生完全被“教养”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还不到五十岁，却只求“活着”，以前最起码的愿望，如今都成了想都不敢想的奢求。

　　沈夫人很少插话，这时，对我提起她的弟弟浦厚生。

　　浦厚生从1949年前开始，就一直在银行工作，1957年，他是上海市虹口区银行办事处副主任。有一天，他在银行的地上捡起一张废纸，顺手打开一看，是油印的一个名单。那是所谓“肃反运动”中的整人名单。浦厚生脱口而出说了一句：哦，黑名单嘛。沈夫人说，她弟弟惹祸，“就这么一句话”。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这句话被人揭发。单位里叫他交代反动思想，他始终不认罪，只说，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最后，他因此成为“右派”，再加上1949年前在“旧银行”工作，算是“历史问题”，被判了四年徒刑，送青海劳改。

　　1961年，浦厚生劳改的农场也在差不多的时候宣布解散。和他一起劳改的复旦大学讲师徐则文，就在那个时候被放回上海。浦厚生却没能活下来。沈夫人回忆说，弟弟浦厚生是个传统的银行业人士，严谨认真、做事一板一眼。沈先生说：“浦厚生这个人真实，做银行的。在那个环境里，要偷吃扒拿的才能活下来。像我给偷羊的人放风这样的事情，他不会做的。违反规定的事情他都不会做的。”最后，“浦厚生落个死不见尸”。浦厚生的夫人金力平当时也是右派，不敢对农场提出要求。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平反”以后，才敢写信给劳改农场，要求寻找丈夫的尸骨，最后也没能找到。

　　农场解散，却不准沈先生回家。由沈先生的弟弟担保，让他在江浦的农场做农工，工资一个月十元人民币。两年后，江浦农场嫌他不会干活，沈先生说，“他们说城里人有什么用，回去回去。我就回来了”。回来，十元工资自然没有了，江浦的农场只给沈先生寄粮票，其他如油票、布票等等一概没有。上海不准沈先生的户口进来，街道派出所的民警施根堂威胁他说“你行李不要打开，随时准备走”。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一家人生活得战战兢兢。沈先生说“风吹草动都有我们的事情。有事拿我开刀，借题发挥”。“文革”中，街道“批斗”沈先生，他十五岁的大女儿沈扬也被押在现场“陪斗”。孱弱的沈夫人受到丈夫牵连，被“下放”到翻砂车间工作。

　　我问起沈先生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沈先生反而变得平静。对他来说，他已经“懂”得既然他被纳入这个逻辑，此后发生的事情，就只能在这种逻辑下逆来顺受，“文革”只是逻辑推演下的“题中应有之意”。已经习惯在这样逻辑中生活的人们会认为，按照沈先生的情况，他“出事”只是早晚的事情。沈先生说：“后来人家还对我说，你亏得去坐牢，不然‘文革’要给红卫兵弄死掉。”

　　他没有理由反驳，沈先生看到，五十五中那个家住复兴路的右派女教师陈娟，在“文革”中“被逼着吃大便，她不吃，就撬开嘴塞进去。她后来自杀，但是没有死。现在还活着”。沈先生说：“五十五中还有一个历史教员叫李允泰，苏州人，是住在学校的。被红卫兵日夜拷打。我们住的陕西南路271弄，就在学校旁边。半夜里，就能听到李允泰被打得一声声惨叫。周围的老百姓都反感，都说，学校怎么也不管管，这个老头子要给他们打死了。你们要他死，就让他死，怎么能这么打？”

　　沈先生不得不承认，当“文革”开始的时候，他由于前面种种，此刻站在校门外没有工作，竟然是一种幸运。

　　我一直听到关于这段历史的解释，人们说，那是因为左倾思潮的泛滥，我想，那更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力扼杀了一个具备常识的社会。

　　沈先生在讲述他的故事时说，最令他震惊的是他听到自己的“罪名”和被迫接受这种逻辑的那一刻。这不仅是他的生活轨迹被扭转，更是他以前赖以生存的全部常识、建立在常识上的法治观念，包括“罪与非罪”、“正义与非正义”的定义被整个颠覆，颠覆得令人惊心动魄。从此，他活在这个社会，不再有任何安全感。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也会出现一个人要报复另一个人的念头，可是他不可能达到朱瑞珠对沈先生这样报复的目的。假借革命话语，把一个人强行归入刑事罪，只有在非常态的逻辑统治社会的时候，才能做到。最后，同样的逻辑，又逼着朱瑞珠校长跳楼。有人天真地以为，那是被颠倒的状态被报复性地颠倒回来，不是的，“文革”中校长们普遍的罪名，不是他们曾经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伤害了沈先生这样的教师们，而是他们被指责以往“清理”不力，庇护了“阶级敌人”，抑或他们自己就是“敌人”。那是这种逻辑在向更极端方向推动的结果。

　　讲述沈先生的故事，是在讲述一些细细碎碎的细节，在我眼中，历史就是由细节组成。我曾经留意到，沈先生和我的前辈好友、复旦大学物理教师李梧龄先生，在几乎相同时间，在同一个横浜桥收容所被拘押，然后被送往不同的劳改农场。我曾经分别向他们求证过一些细节。他们相同的细节回忆，呈现出的历史联系，给我一种很异样的感觉，就如一个共同的北郊中学、一个共同的校长，在暗暗联系着我的朋友李大申和沈一夫先生。这种细节的脉络在隐隐伸展，在描绘着一个学校、一个社会的景象，也连接起许许多多活生生的、曾经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也牵着他们怀着深深隐痛的家庭。而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只有那短短的、几十年的人生。

　　远在美国的晚年沈先生，几乎是不自觉地，他的目光永久地在注视着一些人。

　　他把温和的目光投向那些同命运的人，例如五十五中的右派老师们，虽然他们之间在几十年里，相互并不往来。在讲述遥远故事的时候，沈先生会顺便提到这些人的近况。同时我发现，他也以一种奇特目光，注视那些改变了他命运的人。沈先生离开北郊中学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他却清楚地知道校长朱瑞珠几乎每一阶段的情况。但朱瑞珠去世的消息，却是我告诉他的。

　　这种注视令我心惊。

　　我的好友李梧龄先生曾在回忆录中提到，夜半噩梦伴随他的一生；沈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也不约而同地写道：“我每忆往事，至今还往往从梦中惊醒。梦见我还在狱中，并自问：‘我怎么又到这里面来哩。我要回家……’”这封信2003年写于美国。

　　那是一个已经处身于正常生活中的老人，黑夜中不由自主地咀嚼着自己反常的一生；那是白天竭力消除了的记忆，在黑夜里又如鬼魅一般，默默地回到身边；周而复始。

　　我仍然感到庆幸：至少，沈先生有了一个白天是幸福而安稳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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