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20)_林达

二〇

　　沈先生说，这样国共观点并存的情况也发生在上层家庭。例如，沈怡是国民政府的南京市长，沈怡的大姐夫黄郛（号膺白），与蒋介石是把兄弟，而他的妹夫钱昌照（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副主席）就是共产党。钱昌照给过沈一夫一张照片，还一起吃过两顿饭。沈先生回忆说，沈怡家里，就是这样“各走两端”。他觉得，当时对人的政治观点，并不控制得那么严格，说自己倾向共产党观点，也没什么，不赞成的，也就说他们是“胡闹”。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沈先生并不觉得自己与共产党就那么“水火不相容”。在他的经历中，感觉“国民党上层官僚气息比较重，而共产党比较接近群众，很会联络人”。

　　在当南京市长秘书时，因工作关系，沈先生结识了许多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也只是结识，并没有什么交情”。他也觉得，国民党上层人物对共产党的看法，对他也有一些影响。沈先生回想起来，自己处在“两端”的影响之间。他想了想，告诉我说，他判断自己的观念还是更偏向于国民党一些。但是，在上层圈子的外围绕了一圈之后，沈先生发现，自己实质上不是一个政治中人，他只是一个希望“实干”，做些实事的人。

　　解放军渐渐临近南京的时候，沈一夫去了上海。

　　原来南京市政府的秘书长薛次莘，是沈一夫的老同事，这时从上海来信，希望他去那里工作。上海还有他的一些老同事，如上海公用局长赵曾珏，上海公务局长赵祖康，原来都是沈一夫在交通部工作的同事。赵曾珏是留美的电机工程师，过去由他主编，沈先生主笔，还出过一本《战后交通复元计划》。薛次莘答应给沈先生一个职位，他随即去了上海。

　　离开南京，也使他感觉轻松些。大军压境，虽然沈先生自己知道，市长秘书只是个小官，他也没有劣迹，可是在南京，他毕竟工作在政治上层，多少小有名气，万一自己面临出于政治考量的报复，他琢磨下来，认为自己那些共产党员的亲戚们，不可能出来保护他。在共产党员的侄子那里，他已经听到不少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这些理论让沈先生多多少少有些害怕。

　　到上海一段时间以后，政权改换。沈先生很快和表弟卢华联系上了。卢华给他写信说，表哥“虽然在解放前显赫一时，却为他人奴役之工具”，沈先生说，卢华“写得很沉痛”，他至今还留有深刻印象。卢华还希望沈先生去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当时卢华自己在那里就任宣教科长。

　　沈先生没有去学习，而是留在上海他原来工作的地方。不久，他们被改编为华东建筑工程公司上海分理处。当时，他们这个单位的“旧人员”被“留用”，原来对新政权有些担心的沈先生，惊喜地发现，当时“自己感觉很好”。

　　沈一夫本来是个有能力的人，现在负责工程组织管理，独当一面，手下有近千工人。他是副主任，主任是解放军的副团级干部，不管业务，具体工作都是沈先生在做。他们在各个工地盖房子，同济大学的行政大楼、教学大楼，都是沈先生领着盖的。我对沈先生说，我在七十年代进同济大学念书的时候，这个学校还是五十年代的面貌，他盖的那些楼房还在，相比后来的高层新校舍，红砖砌筑的老教学楼，反而给人很沉稳质朴、很学院气的感觉。沈先生听了很是高兴。那个时候，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有了“实干”的用武之地，沈先生说，自己“当时热情高涨，搞多快好省，推广‘苏长有砌砖法’，建设部部长也下来慰问，很受鼓舞”。

　　沈先生变得非常忙碌，却乐在其中。他本质上又是个文人，工作之余，忍不住要写两笔。他说：“那时的建筑工人生活很无聊，经常发生工人在工地附近的农村，四出寻女人的事情。我就在建筑公司的小报上写过文章，批评不正之风。”当时的军代表王国良十分器重他，他们之间关系不错。

　　沈先生也参与了五十年代初期的一些政治运动。“五反”开始，沈一夫当过积极分子，斗过“把头”。他记得，当时在华东建筑工程公司搞“五反”运动，公司本部斗了苏州人的总工程师和一个崔姓女工程师。对这些运动，他想得不多，他的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在建筑管理之中。将近有四年时间，沈先生对工作和生活感觉很不错，他回忆说：“我当时觉得，自己在解放前一直是个幕僚，而现在手里有职有权，很得意。”

　　北郊中学

　　1953年，沈先生的工作单位被国家整体调动去洛阳。沈先生不愿意去，就离开工程局，请调去了上海市北郊中学教书。

　　听到这里，我有些惊讶。我告诉沈先生，北郊中学就在我家附近的大连西路，我小时候是看着它盖起来的。沈先生摇着手说，当时的北郊中学并不在大连西路，六十年代才搬过去的。“我教书的时候，北郊中学是在郊区，它的前身是晏摩氏女中，是个教会学校，解放后才改的名字。”沈先生还说：“那里校舍很好，大得不得了，有两个足球场。”

　　原来，晏摩氏女中历史悠久，原名晏慕氏女学，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和沪江大学是同一个教会系统。1897年4月，晏慕氏女学，由美国南浸礼会的柏乐缇和吉慧丽，创办于上海。校址设于宝山路。学校招收教徒和贫苦人家的子女入学。据1918年在校的张蓓蘅回忆，当时美国教会学校大多是美国人教课，而晏摩氏女中是个例外，“英文课请的英国教师，读的是英国名著。记得有一次孙中山先生在男青年会演讲，晏摩氏校队唱诗班和其他教会女中轮流担任英文歌节目”。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晏摩氏女中逐步建成初中、高中，学制各为三年。1930年前后，向中国政府教育部门立案。1942年由“汪伪政府”改为市立中学。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仍为市立中学。

　　1949年后，创办晏摩氏女中的美国南浸礼会，停止在华工作。晏摩氏女中由新政府接管。

　　沈先生对政治并没有什么兴趣。在他很投入地为同济大学盖新校舍的时候，并没有关心上海的学校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他进入北郊中学的前一年，1952年，《文汇报》正在批判外国文学名著对年轻人的“毒害”。根据谢泳的研究：“1952年6月4日，《文汇报》在第七版‘文化广场’开了一个专栏，名为：‘肃清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文艺作品的影响’。它的编者按说：‘资产阶级文艺作品为散布享乐腐化思想的来源之一，因此在进行分析和批判时，必须比较全面的和深刻的接触到思想根源。’在这个栏目下首先发表了两个读者的短文：一篇是胡冰《我的享乐腐化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另一篇是蒋达章《剥开名著的皮！》。”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