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16)_林达

一六

　　§相遇三次的朋友

　　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到李大申，他十六岁。

　　大申的妹妹李小青，是我小学里很要好的朋友。我们这一代所谓上海人，父辈大半都是移民，小青家祖籍山东。他们兄妹，加上弟弟，三人一色圆圆的脸，长长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黑白分明，很像年画。

　　小青家住在虹口区山阴路。山阴路是一条小马路，却有点名气。

　　在虹口，四川北路是条大路，从南京路浩浩荡荡向北，撞上一溜房屋后，就向两边分岔。向东的大路是四川北路的延续，向西一条小路就是山阴路。被四川北路撞上的那溜房子，正中就是著名的内山书店，这一片当年是日租界。内山的好友鲁迅，就住在山阴路前端一个拐弯的大陆新村九号。鲁迅当年从内山书店里步行回家，也就三五分钟的路。李小青家住的340弄，是山阴路的最后一条弄堂。弄堂口并排竖着两个路牌，一块是“山阴路”，一块是“祥德路”，两条路接在一起，天衣无缝。人在山阴路上走，不知不觉，就跨越路界，步入祥德路的开端。

　　山阴路340弄是上海典型的石库门建筑。隔一座矮矮的围墙，相邻的弄堂就是祥德路的第一条弄堂2弄，那是由不到十栋西式花园小洋房组成的另一天地。340弄沿街只有一个门面，是仿西式的仿石砌门楼，方头方脑，门楣上有“积善里”大字匾额。匾额往上，是很洋气的一品彩色玻璃窗。在一九五〇年代，里面的住所已经开始显得拥挤。直直地走下去，将近弄堂底的二十九号，就是小青家。山阴路藏龙隐凤，算得上是条文化街。小青的父母是职员，小脚的奶奶和他们住在一起，这是个普通人家。

　　我们就读的祥德路小学在当时的祥德路底。今天这条路已经被捅漏掉底了。1959年，我们是盖了三层新校舍的学校招的第一批学生。那时候，这里还是市区的边缘，学校盖在一片乡村坟地上。父亲曾拉着我的手，去看未来的学校施工，工人正挖着地基，扔出一堆堆棺材板。学校的紧邻是个奶牛场，还有一些老上海留下的印度人。头上包着大大的白缠头，留着胡须，深邃眼眶里大大的眼睛，在小学生们眼里显得面目狰狞。开学后，一些孩子隔着编织得密密的竹篱笆，对印度人喊：“阿三，阿三，老鹰来了！”喊罢就逃命似的跑走。

　　后来得知，在老上海，很多印度人都是英国巡捕房雇佣的巡捕，相当于警察。印度巡捕常常缠着红缠头，提着警棍，模样很凶，老上海人把他们叫做“红头阿三”。我这才恍然大悟，那些孩子威胁“阿三”的不是“老鹰”，而是“阿三”们的老上司，英国人“老英”。

　　我们家就住在学校对面的弄堂里，上学很方便。那时候这还是城市的边缘地带，人口稀疏，我们小学的学生覆盖范围很大，整条祥德路、山阴路都有我们班的同学。小青就必须穿过整条祥德路来上学，还有一些同学住得更远。

　　我们在这个建在坟场上的小学里，一起读了整整六年书。毕业时，印度人和奶牛都不知所终，养牛场变成了小工厂。小青是个很随和的女孩，对小学生来说，我们两家隔着整一条祥德路，离得挺远，但上学的六年里，我还是会偶尔去她家玩。我知道她有个哥哥在北郊中学读书，可我去她家都是在白天，一次也没遇到。经常遇到的是小青的奶奶，我喜欢去玩，一半是因为奶奶很喜欢我。

　　第一次遇到大申，是在1965年的暑假。

　　那年暑假前，我们都参加了中学的入学考试，录取通知书要在开学之前才发出来。那是读书六年来最堂堂正正的一个暑假，拿了小学毕业证书，却还没有得到中学录取通知书，第一次做个自由人，不属于哪个学校，只属于爸爸妈妈和自己，没有暑期作业，天天玩得理直气壮。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开始有点心神不宁，同学之间互相串门，多少有点惜别的意思。

　　那个晚上，我去了小青家。他们全家都在，我一开始有点拘谨。不知怎么，小青向哥哥提起我喜欢下象棋，建议我们对阵。大申大我们三岁，那年是初中毕业生，他也在等候高中的入学通知。他很温和，没有看不起一个小孩子的意思，在棋盘对面很认真地坐下了。我立刻心劲儿鼓鼓地有一种举行成人礼的感觉：在进中学前，一个即将读高中的大哥哥，一本正经和我对弈。黑夜把灯光之外的东西都抹去了，灯光下的景象，如舞台收聚在一起。这一幕在我脑子里永远留下来：暖暖灯光下，一个家。小青的爸爸妈妈看书报，奶奶做针线，我和大申哥哥下象棋，小青和弟弟在一边观战。大申像对待一个同龄朋友那样对我，让我感觉很兴奋，我很少这么晚回家。

　　那天和大申“战”罢告别，小青送了我远远一程。我们报考了不同的学校，她一向崇拜哥哥，最大心愿就是要进哥哥读书的那所学校。我也一样，报考了自己哥哥读过的学校。祥德路上静静的，开始凉爽下来，深蓝色的夏日夜空，满是星斗。两个小孩郑重道别分手了。不久，我们都随自己的兄长，走向不同的中学。

　　十年后，第二次相遇

　　一年以后的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停了课，可是必须每天到校。我天天要穿越祥德路、山阴路，也经过小青家住的弄堂。“积善里”那几个大字被砸残了。积善里和祥德路2弄之间的围墙在几年前被推倒了一半，断壁残垣，已经破了相。两条风格完全不同的弄堂并到了一起，成了一条跨路界的大弄堂，抄家的锣鼓此起彼伏。这条合并后的“大弄堂”里，至少住了我小学同班的十来个同学。每次路过，不免想到这些小朋友，料想大事不妙。能够看到的是接近路口的祥德路2弄1号，那是贺允恩的家。现在想来，那个安安静静的女孩，也许来自一个基督教家庭。在1966年炎热的夏天，从马路上都能看到，贺家连续几天都不断有抄家的人在进出，她家有个小小的院子，只见她父亲在监督之下，翻来覆去地挖坑。过路的上海人对如此景象已经司空见惯。不问就都知道，是这家被怀疑在院子里埋藏了金银财宝或是枪支弹药。

　　小青家在深深的弄底，情况不明。当时我们这些初中新生，正在体验什么叫“自身难保”，就像屋顶和四壁一夜之间消失，家和自己都裸露在无保护的旷野。所有的人几乎都突然枯萎，死了交往的心情。最初的风暴扫过，天并没有放晴。可是人的适应能力蛮强，大家已经渐渐习惯退回野生状态，生活在无遮无盖的荒原风雨中。我们满怀少年遐想刚刚进去一年的中学，早已变成杀戮场，同窗一年的新同学，竟然磨刀相向，令我们这一拨孩子，不约而同开始怀念一年前在小学的天真时光。形势刚刚有一点松动，我们就小心翼翼地出发，相互缓缓伸出触角。住在祥德路2弄的达奇珍，是那个“合并大弄堂”里第一个来我家通报消息的：那里的同学几乎无一幸免被抄家。这一点并不出乎我的预料，我听着就像听市井传闻。可是，来自小青家的消息还是刺着了我：小青家是父亲先“出事”，来人抄了家，不久撞火车自杀。大申被公安局正式逮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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