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17)_林达

一七

　　当时，小青和大申都在上海市北郊中学就读，一个十四岁，初中一年级，一个十七岁，高中一年级。

　　我对这个北郊中学并不陌生。我们家是弄堂的最后一排房子，离北郊中学还有好长一段路。在一九六〇年代初，从我们家向北一路望去，是一大片农田，可以望到遥远的地平线。后来，北郊中学高低错落粉色鹅黄相间的新校舍，是这片视野中出现的第一栋楼房。记得那年暑假，二哥一时兴起，画了一幅水彩风景。近景是我家阳台一角，远景是新起的北郊中学，中间是二哥画笔诗化之后牧歌般的田野。二哥对我们家阳台的过于简陋不满，在画面上自行改造，添加了巴洛克式的雕饰，其余基本写实。画面色彩轻柔。

　　我是看着学校新楼建造的，就以为那是一所一九六〇年代新建的学校。直到前几年，我采访一名住在美国的原北郊中学老教师，才知道它的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原名晏摩氏女校，1952年后改名为北郊中学，一九六〇年代初才搬至大连西路新校舍，是一所重点中学。

　　可是在1966年，上海的重点中学是最出彩的地方。北郊中学以教师排队被迫喝食堂泔水缸里的泔水闻名。后来，传来校长朱瑞珠从我二哥画过的校舍跳楼摔断一条腿的消息，她女儿就在这个学校读初一。

　　北郊中学1966年年底的一次全校大会上，大申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批判斗争，戴上手铐被公安局正式逮捕，小青就在现场。可是，这个案子的起因和学校没太大关系。奇珍告诉我，抄家那天，大申站在门边看着，一声不吭。可是他给中央文革小组寄出一封信，提出了十七岁少年对这场革命的疑问。祸根就是这封信。被捕不久，大申被判了八年徒刑。我听了脑袋木木的，固执地定格在和大申一起下棋的那一幕，很久转不开。

　　1969年年初，我们再次各奔东西。小青去了吉林插队，我去了更远的黑龙江。之后，小青的母亲被单位以支援“小三线”的名义，送往南京附近的梅山，带走了小青的弟弟，家里只剩奶奶一个人。小青的奶奶据说是地主，从1966年开始，就一直迈着一双小脚，天天扫街。我走过她身边，叫一声“奶奶”，她眼眶就红。

　　很快，又是六年过去了。那一阵，由于“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事件，有了新政策，下乡知青中的“独苗”、“独留”可以回城。所谓“独苗”是家里的独生子女；“独留”指的是家里孩子全部去了外地，可以“留回”一个知青，在身边照顾父母。我妈妈开始为我疯狂奔走，办回城。事情却办得万分艰难。尽管我们家孩子都在外地，却有个二嫂在上海工作。街道知青办公室的人坚持说，我嫂子可以照顾我的父母，不用我回城。我就变成个站在政策边缘线上的人，推一推就要被推出去，拉一拉也可能被拉回来。为此全家绞尽脑汁，要不断写申诉、出具各种证明、找人盖章。记得其中一个证明是全家合谋、由我二嫂写、再去她的单位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盖的章，要证明的是：×××同志因丈夫×××同志在外地工作，婚后一直住娘家，其父母年老体弱需要照顾，两家相距甚远，她不可能再来回奔走照顾公婆云云。一个大弯拐回来，拐到应该我回家。

　　小青的奶奶独自一人在上海无人照料，小青却不能作为“独留”回来，因为理论上她还有个“留在上海”的哥哥，那就是还“留”在上海监狱铁门里的大申。

　　1975年春天，我终于从插队的农村取回户口，被分配在上海市欧阳街道的镜框组工作。这些被上海人称为“加工组”的街道工厂，是1958年成立“城市人民公社”的遗物，也是上海当时工资最低的工作单位。当初起意是组织家庭妇女出来工作，象征性给点工资，反正她们本来就不是养家的主力。后来逐步吸纳待业青年。1969年之后，先是有一大批因病残留城的知青进来，再下面，就是我们了。生产组以工作日计工资，一天工作八小时，值七角人民币。当时上海的棒冰四分钱一支，雪糕八分钱一支，干一个小时能吃两根冰棍。

　　上海正规工厂一般把工人不愿意做的工种转移出来。我们加工组先是承接镜框的刮粉、磨光和油漆，不久，附近的铝制品工厂又把危险的冲床车间转给我们。我的工作在里间，就是用冲床将铝片冲成饭盒。安全教育、劳动保护都是被省略掉的繁文缛节，干了不到一个月，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就被切边机切去一节拇指。

　　那一段时间，达奇珍和我来往很多。奇珍从小就是出名的病号，重症哮喘，总是一个学期不来上学，一来就考满分，这时也就没下乡。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加工组，却隶属同一个街道系统，成了三杆子能砸到的“同事”。我们私下交换禁书，还记得那本《丰子恺画册》，就是达奇珍家抄家后的幸存。三个月后，又有新政策规定，我们这批“独留”、“独苗”，可以进一步分配工作。奇珍他们却没有份，政策变幻无常，完全没有道理可讲。

　　那是1975年7月，我即将离开加工组。一天，大组长开会宣布，要新来一名“刑满释放的反革命分子”，照例有“提高警惕”之类的关照。几天后，同车间的工人告诉我，“刑满释放分子”来报到了，在油漆车间。我装作若无其事、好奇地拐到门口扫一眼，想扫出那张陌生面孔来。谁能料到，在半生不熟的恍惚之间，我惊讶地认出，来的是大申！

　　大申“老”了，那个在灯下和我下棋的十六岁少年已经不复存在。圆圆的脑袋上是剪得短短的头发，脸颊是刮完胡须后的一片生青。可是，蹲了八年监牢出来，他那双大眼睛温和如故。

　　我们还是相差三岁。可是，十年之后重逢，这三岁的年纪，已经被岁月扯平。

　　我们不在一个车间，大申在外间油漆镜框，这是大家都讨厌的工作，气味难闻，有毒，还是三班倒。此后几天我和大申上班的时间是错开的，他来上班，我差不多下班。“刑满释放”在当时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受监督的罪犯身份。我马上就要离开，心里想着说什么走之前也要给大申一个问候。那天我拖延下班，然后，装作一副很随意的样子走进他们车间，走近大申，大声问候说，大申，我是你妹妹小青的同学，我们一起下过象棋，你还记得吗？你好吗？小青好吗？他好像并不吃惊，他说他记得我，还说他挺好，小青还在吉林，也好。他穿着自己洗得开始发白的藏青色旧衣服，衣服前面罩着长长的围单，上面是一道道各色油漆的印子，斑斑斓斓。大申一边跟我说话，一边不住手地干活。我告诉他，我要去别的地方工作了，还问了小青的情况。聊着天，却能够感觉到空气中的张力，周围的人投来狐疑的眼光，警觉地支起耳朵。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简短的对话结束了。

　　那几天里，我们虽不在一个车间，可我还是在留神，最后感觉他的工作环境尚可，似乎他可以比较正常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了。

　　几天后我就离开了。那时候，我们属于处处都可以发现同道的那么一群心照不宣的年轻人，刚二十挂零，内心在逆反着外部气氛的包围，所以本能地很小心保护着自己，关键时刻常常面无表情。我们游走过上千公里的地界，见过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总是交换一个目光，就能找到默契的朋友，然后不动声色就分手，各自暗祝对方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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