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你我身边(15)_林达

一五

　　五

　　唯有母亲还在家里等待儿子归来。就这样，余吉利在白茅岭，母亲在上海，经历过1966年的“文革”，又迎来1976年的“文革”结束。母亲仍然没有等到儿子可以堂堂正正把户口迁回家的消息。又过了三年，1979年，母亲终于等不及，走了。余吉利回家奔丧，心灰意冷。根据当时规定，母亲在，他还可以请几天探亲假，理论上说，也还存着政策改变返回上海的可能。母亲一走，和上海的最后一点联系被切断，从今往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一天也不能离开白茅岭，他要和自己见过的无数“留场人员”一样，埋在山里了。这样的前景，余吉利实在不甘心。

　　1979年，整个局势在好转，再审视自己，四十九岁的余吉利感觉自己还强壮，年轻时独立闯荡的心又在复活。他做了个决定，要自己闯出条活路来。他跑到遥远的青岛，开始教拳，只要有口饭吃，能自由，他就满足了。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在那个时候，擅自离开一个隶属上海监狱管理局的劳教农场，还是要有触犯天条的勇气。这也是别人都不敢离开的原因。

　　上海是个民间气息很重的地方，总是会竭力维护一点私人领域，你大可判其为“俗”。也正是这点俗，使它总是能顽固地给自己保留一些正统之外的想法。只要出现可能，人们就会绕开严肃话题，去尝试小心推动这点想法的实现。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就是一个例证。

　　上海精武会是清末建立的中国最早的体育民间社团，1910年，在同盟会陈其美、农竹、陈铁生倡导下，由霍元甲创办了它的前身精武体操会。它最早开始有组织地向社会推广中国武术，也是最早将西方体育观念和训练方法引入中国的民间社团。1922年，陈公哲在上海横浜桥福德里觅得一块空地，以会员的集资，建造了精武中央大会堂。1924年培开尔路总会撤销，迁入这里办公。这就是精武会在上海虹口区横浜桥现在的会址，记得我们小时候，谁都可以花上一点点租金，租用里面的体育设施。人们因体育项目的爱好相会，聚散无常。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管理市民的严格秩序中，精武会虽然也是半官办，却仍是残存的一口活气。精武会这口活气，在“文革”中更名为“要武体育馆”时又被一把闷住，当时精武会的历史材料档案、刊物摄影、武术器械等等，俱一并销毁了。

　　可是，上海的民间是有韧性的，“文革”结束，精武体育会在国家政治上“拨乱反正”时，最早恢复了拳击训练班。兴致勃勃一如当年的余吉利，马上天天吊着一副拳击手套，迷在精武会馆的训练场上了。

　　就在中国拳王余吉利惶惶地在为自己是不是要回白茅岭而内心挣扎的1979年，美国籍的世界拳王阿里给中断二十年的中国拳击运动带来了复苏希望，邓小平在接见阿里时说了这样一句：“拳击运动也可以成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的渠道。”

　　虽然，国家恢复拳击运动还在阿里初次到访的七年之后。但上海的精武会却率自先行恢复了。上海民间自有他们的逻辑，当时的精武会仍然记得余吉利是它的会员，他们不管白茅岭而只认自己敬重的拳王。1980年精武会举行拳击表演赛，特地请了“擅自离农场不归”的余吉利。

　　五十岁了，他重新走上拳击台。虽然已经不是争强斗胜的年龄了，他却永远感激这场比赛，是精武会使余吉利重新拾起一个人的自尊，一个自由拳击手的自尊。

　　六

　　1985年5月，拳王阿里再度访华，他来到上海，访问了精武会，在上海体育学院与余吉利的老朋友周士彬有了一次表演比赛。1986年，阿里三度访华。1986年6月，国家体委终于在秦皇岛会议上宣布：恢复拳击项目。一个月后，余吉利拿到他多年奔走的结果，一纸“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复查决定”：“余吉利，男，1930年10月生，浙江省定海人，无业。原住襄阳南路510弄21号，现住蒙自西路41号。余因企图偷渡问题，于1963年2月17日被拘留审查，同年4月20日被收容劳动教养。经复查，余曾与他人议论具体偷渡去香港的办法，是事实。但在留审期间已作了交代，原对其收容教养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撤销1963年4月29日对余吉利收容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

　　中国拳击运动恢复了。余吉利的处分被撤销了。他孑然一身，一无所有，五十五岁。

　　1987年6月，中国拳击协会被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AIBA）正式接纳为第一百五十九个会员。拳王余吉利在寻找各种方式设法养活自己。离开白茅岭后，余吉利凭着强健体魄，一直相信自己能够自食其力。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拳击运动员江涛获得了九十一公斤级第五名。第二年的1997年，六十七岁的余吉利结束了最后一份体育代课老师的临时工工作。这时候，粗心的余吉利才刚刚发现，自己没有退休金。

　　2007年，看着坐在我对面的余吉利。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假如中国拳王几十年的欠薪被忘记，对我们竟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那么今天民工们拿不到欠薪也没什么稀奇，那只不过是我们传统的因循。

　　2007年，一名台湾拳击手在上海开了一家饭店，请上海的拳击界人士参加开张典礼。七十七岁的余吉利也在被邀请之列。在这个台湾拳击手眼中，拳王永远是拳王，如同阿里永远是阿里。他不会知道，拳王坐在那里正心力交瘁。那一阵，在朋友们的鼓励下，余吉利又开始新一轮的四处奔走，这次是试着争取一份退休金。他两次给市教育局去信，都被转回区教育局，随后就没了音信。他去当年任教的学校，学校告诉他，他的档案已在“文革”中遗失，没了依据。他于是一个个地找到几十年前的昔日同事，请他们出具自己曾经工作的履历证明。他再次试着用纸片拼凑起他破碎的人生，不是证明自己曾经是那个名扬全国的拳击冠军，只是证明自己曾经有过一份正当工作，这工作的中断是源自一个错误的行政处理。

　　他的奔走还在继续，目前并没有什么结果。

　　我最不会安慰人，就不知说什么才好，尴尬间，想到余吉利一生的遭遇都是为了一个和香港有关的念头，我不由转了个话题，“现在开放‘香港自由行’，你后来去过香港吗？”

　　“没有。”余吉利平静地回答，眼中没有波澜。

　　我突然想起自己听到的另一个真实的“香港故事”。我的二嫂告诉我，她工作过的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有个青年工人张国良，也就在余吉利想去香港差不多的时间，张国良私下与朋友聊天：“我想去香港，吃一块牛排，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这句话被人揭发，他在“文革”中成为“现行反革命”，最后，在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优雅的小教堂建筑顶楼隔离室里自缢身亡。后人提起创作室，均以出了一个陈逸飞为荣，无人再提张国良。

　　这个香港故事，我没有讲给余吉利听。

　　附注：写完这个故事后，我曾几次收到余吉利的电话。最后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是在2012年的4月。他告诉我，这个故事在《南方周末》发表以后，许多老朋友和他联系，给了他许多温暖。他的退休金也终于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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